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立法保障秦岭宁静和谐美丽

《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于2019年9月修订通过,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修订体现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是完善我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入实践,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关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重要讲话,提纲挈领,内涵丰富,进一步回答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基本问题,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出了新要求,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了新遵循。     

我国慈善捐赠政策的政策变迁与工具选择 ——基于中央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

慈善捐赠政策工具的有效使用是连接慈善目标与慈善结果的关键桥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央层面的慈善捐赠政策文本进行筛选、编码与分析,结果显示:受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慈善捐赠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慈善捐赠政策存在强制型工具偏多、混合型工具使用不均衡、自愿型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慈善捐赠发展要素维度上,政策工具使用广泛,但不同领域、阶段应用程度不一.未来,政府应该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匹配政策工具,落实慈善捐赠管理,以完善慈善捐赠政策体系.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浅谈成品油销售企业培训基地配套体系建设

培训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的一项战略性、前瞻性工程.随着企业规模、效益等方面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手内部培训基地(企业大学)建设.然而,较大部分企业热衷于前期基地建设及相关硬件配套,缺乏持续性的师资、课程、专业管理等方面配套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导致培训基地无法为企业升级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文章通过对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基地配套体系建设构成的分析,着重介绍了其"124"培训配套体系建设思路.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