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利与社会空间——基于实践哲学的权利二元论反思与重释

既有的权利学说是视角主义的,分别从主体、客体和社会性这三个要素对权利展开分析.视角主义权利学说在方法论上是以部分去解释整体,因而对权利本质的解说是不完整的.视角主义的本体论缺陷是导致权利的主客体二元分立.在逻辑上,权利主客体二元论和视角主义的克服可以借助于实践哲学一元论及其社会空间理论.社会空间这一范畴可以对权利作出整体性阐释并且能对主客体二元论权利学说给予合理回应.权利本质的整体性解释应当是社会空间.     

作为科学体系的诉讼证明

诉讼证明的准确性是影响司法效能的关键要素,科学的诉讼证明体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认知心理科学表明心证是具有规律而非任意自由的,自由心证已暴露出历史性内在缺陷,不仅产生司法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裁判公共评判标准的缺失。证明是超越证据的科学体系,是整合全案证据力的逻辑方法。定量化是诉讼证明的本质属性,并使证明标准具有可实现性。简洁而统一的证明方法、证据力和案件结果的定量分析、责任与过错等主观内容的度量,都是诉讼证明科学体系的内容。诉讼证明科学体系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     

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下)——法学方法论研究的语用模式及其新开展

随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哲学与法学的内在交融与互动,法哲学、法学方法论、法律语言学、法律逻辑的研究也随之发生了“语用学的转向”,这种转向的标志就是法律语用学和“规范语用学”的诞生与日新月异的发展,进而为我们理解和诠释法律的本质、类型、功能、适用机理、适用效力及其行动之有效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析方法、知识范式和建构模式,从而使法哲学、法学方法论（尤其是狭义的法律方法论）实现了——由事实世界向规范世界的转变,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的行为互动,由面向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再由面向单一主体的实践理性转向多主体之间的沟通理性,由静态的逻辑分析转向动态的语境分析或情境构作,由困固于语形、语义分析转向以法律言语行为主体及其相关语境为出发点的语用建构和实践.     

批准生效合同报批义务之违反、请求权方法与评价法学

批准生效合同报批义务的违反带来一道法教义学难题,对法学方法的会通提出了要求。此前的解决方案大都株守涵摄模式,停留于民法外部体系,即便偶尔触及个别原则,亦仅一笔带过,缺乏系统性价值评价的自觉。就此难题应该借助请求权方法的指引,从外部体系透入到内部体系中去,然后再返回到外部体系中来。在内部体系中结合具体情形下的利益冲突,参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价值变迁,遴选评价因素,构建评价标准,动态而务实地解决问题。然后再继续借助请求权方法的指引,沟通原则体系、法教义学概念(类型)体系乃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体系。在此过程中,各种法学方法也将围绕制度问题的解决而融会贯通。     

官员独董退场启示反腐方法论

《京华时报》2014年7月24日刊发舒天烈文章：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最终的目的也是让市场和权力分置。清理“官员独董”,正启示反腐败的基本方法一权钱两道、各归其位。     

再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类型化——以传统抽象概念思维为参照

我国学者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多流于肤浅的宏观价值的肯定,缺乏方法论上的研究,而传统民法的抽象概念思维又难以为该研究提供足够的支持,而类型化思维为该研究提供了一条路径.类型化思维是一种或多或少的归类思维,在抽象和具体之间达成权衡,为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然而,抽象概念思维不能舍弃,类型思维亦非全能,故科学的做法是以抽象概念思维为参照,以类型思维为指导构建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系.     

《学哲学用哲学》出版随想

李瑞环同志55万字的大著《学哲学用哲学》最近出版发行了。在该书的结束语中,李瑞环同志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功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一连用了三个“最”字,这番充满“哲学情结”的心得和感慨,着实发人深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     

从"过河论"到邓小平的试验思想

邓小平的“过河论”实际上是他的试验思想方法的形象说法。他把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甚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看做是伟大的试验。这一思想和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和生命力,不仅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一再证明,也必将在新的世纪里,在我们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的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学方法论亟待创新--以深化劳动价值论为例

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实质是在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现代化。应当把深化劳动价值论当作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