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否只能临终关怀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在传承和开发名义下造成的文化破坏,这两个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乎成为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矛盾体。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单纯以“原汁原味”的原生态保护的标准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假如不承认那些从农耕和游牧时代流传下来的乡土文化传统可以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继续转换生成,不承认通过空间转换和发展了的各种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文化生态的良性化建设做出贡献,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中所提出的使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就成为空谈,所要促进的文化多样性就只好被解释为博物馆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就只能是对民间文化传统的临终关怀和挽歌。     

红三十四师的诞生和战斗历程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是红军中的“第三个三十四师”，诞生于闽西，后成长为一支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被誉为红军中的“钢铁之师”。本文对红三十四师的历史沿革、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参加的主要战斗、长征途中浴血湘江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讴歌和缅怀这支英雄部队。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下)

（二）比利时 和瑞士相比，比利时的族群和语区结构都更为简单，但是部分由于联邦结构设置问题，比利时的族群矛盾更加突出。事实上，比利时联邦正是族群矛盾激化的产物，而联邦制改革虽然缓解了族群矛盾，但是并未消除族群对立情绪。比利时经验显示，如果国家宪法结构在一开始没有及时化解族群冲突，以至族群之间产生一种敌对情绪，那么即便若干年后采取更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也难以根治积重难返的族群对立。     

历史上海南岛内的族群流动及成因

海南是一个多族群共同生活着的岛屿,在海南历史上,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族群之间势力的消长等多种因素,这些族群在海南岛内形成人口流动,并且这些人口流动带有鲜明的族群特征.因此,本文探讨海南历史上的族群流动情况以及成因.     

台湾社会面面观

一、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移民”社会 在2300万台湾人当中，绝人多数都是干百年来从人陆迁往台湾的。目前已形成“四人族群”：闽南人，占73．3％：客家人，占12％：“外省人”，占13％：原仲民，占1．7％。从历史上看，族群之间是有矛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矛盾又逐渐演变成了“省籍”情结。到“台独”势力嚣张时，这种情结往往又被上升到政治层面。     

分配不公，还有多少感叹和无奈

当房奴、月光族、啃老族，候鸟族……这一个个的族群为众人所熟知的时候，一个新族群“穷忙族”又悄然兴起。“穷忙族”来自英文“working poor”，原意是指那些薪水不多，整日奔波劳动，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人。     

马来西亚华裔的社会运动(1957-2007)

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华人社群除了透过政党政治、利益游说等体制内方式从事政治参与和影响政策以外,也通过动员体制外的力量,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试图介入政策制定过程.马来西亚华人社群透过社会运动,令社会和国家建立了沟通的管道,对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社会运动的出现,也意味着正常的体制管道存有不足,因此必须将之放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中加以解释.因此本文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社会运动需要承担起双重任务,既要抗衡国家,也得服务社会,并把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如何重建民族关系?

56个民族的架构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需要做的只是适时调整。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华夏与传统华夏边缘合一而成为"中华民族",可以说是此地漫长的人类资源竞争历史中的一种新尝试。汶川大地震的发生,将川西北高原——这片羌、藏、回、汉等多民族杂居的土地带入了全世界的视野。在2008年6月前后一个多月的采访中,记者走访了汶川、理县、马尔康以及甘孜州多处羌、藏聚居地。地震发生之前,     

跨国民族劳务输出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龙井市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韩国为例

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劳务输出在谋生空间上的跨国延伸,导致了S屯朝鲜族对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动态调整,一方面强化了跨国族群间彼此不同的国家认同,一方面反而弱化了原有的族群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