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润桃李 黑白画春秋——访重庆市开县赵家镇初级中学

人民教师——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冬去春来辛勤地播种着知识的种子,满腔热忱地呵护着莘莘学子。他们将学生从稚嫩的幼苗培养成绚丽多姿的树林,让孩子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他们甘为人梯,用青春和汗水描绘着孩子们的未来。     

史传文体演化的轨迹—─《史记》与《左传》在时间结构上的比较

《左传》与《史记》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不同体例史传的最高成就；在史传文体生成演化过程中，《史记》上承《左传》又加以发展，这种内在演化的轨迹在两书处理叙事时间的结构手法中体现出来：外部时间上，《史记》继承《左传》编年体式又加以发展，创造出“表”体记时法；内部时间上，《史记》继承《左传》注重故本化戏剧化的叙事传统，完成了故事时间向情节时间的转化；在故事与情节时间的具体处理方式上，《史记》以顺时叙事为主的传统亦来自《左传》。     

祸莫大于不知足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说典释义: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给社会主产和百姓生活造成了严重灾难。     

王敬波的“家”春秋——一个回国做家服的美国博士

52岁的王敬波提到年轻时受过的苦说道：“那是笔财富!”从上世纪生活在北京内城两进的四合院,到全家被遣送山东农村监视劳动,再到回京读北大,去美国读生物学博士,做纯科学研究,王敬波原本的生活里除了家中用过保姆阿姨外,和家庭服务行业没有过一点关系。     

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的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将第三世界当作与美国争霸的砝码,加紧扩张、渗透和争夺。过度扩张不仅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和消极影响,而且也使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恶化了其国际环境,毁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苏联的声誉,并最终拖垮了苏联。     

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吗?

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存在产生国际法的条件,原因在于春秋时期诸侯国正从中央与地方的宗藩关系中发生转型,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地方行政单位性质而转变成独立的国家实体;战国时期的列国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但是列国交往的本质是通过兼并战争恢复封建割据破坏的统一,所以并不存在国际关系。同时,那种认为周礼及诸子百家思想中产生和存在国际法规范与原则的观点,是对周礼和诸子百家思想的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     

万伯翱文学创作50周年暨新著《六十春秋》研讨会举行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文学创作50周年暨《六十春秋》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出席。铁凝代表中国作协发言致贺。万伯翱是以《元戎百姓共垂竿》这部再版五次的著作,在中国体育界和钓坛享有盛名。这部专写共和国领袖人物和社会各界名流垂钓健身故事的著作,被文学名家和广大钓鱼爱好者誉为开我国钓鱼散文之先河。他的散文集《三年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在文坛也引起了读者关注和喜爱,且受评论家和读者好评。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春秋》褒善贬恶的思想史溯源

《春秋》褒善贬恶的发生,源于周人道德理性的觉醒。周公制礼作乐,继承并突破了殷人对天命鬼神的迷信,将"敬德"观念融入宗教性的礼乐之中,开启了礼乐的人文化、道德化发展路向。到了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纵横驰骋自我的主体意识与理性思维,孔子修《春秋》而褒善贬恶正是此理性精神的产物。《春秋》褒善贬恶所依据的礼乐伦常上承天道、下治人情,一方面将西周时期与王朝"天命"相联系的集体和外在的"德",转化为与天地万物内在秩序(天道)相联系的个人和内在的"德"(人道),更加彻底地祛除了礼乐之中的宗教性因素;另一方面以个人的自主思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确立了中国史学褒善贬恶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