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惠国待遇看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本文从最惠国待遇这一独特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首先,选举政治和集团政治表现了其政治体制多元、开放和分权的特征和背景;其次,总统权力的自身矛盾性、国会的变化和利益集团、媒体、政策因素等分别构成了影响最惠国待遇的国内政治的内因和外因.对这些变量的探究对研究冷战后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投资措施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投资措施即《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所指的“投资措施”,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无关的投资措施,如与知识产权贸易和服务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不在此列。东道国采取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只有那些针对货物贸易的流向和贸易本身并对贸易构成限制或损害作用,且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定不符的才称之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浅析国际贸易中的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基本原则,它以平等互惠为基础,通过多边的约束,限制了政府任意性的对外政策权力。虽然现代各国一般都追求外国人地位的平等原则,但立法所给予外国人的具体权利地位并不相同。只有准确把握国民待遇原则,才能在国际贸易交往中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参与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对待ICSID投资仲裁的态度上也是如此,通常仅允许将与征收补偿有关的争议提交中心仲裁。然而,近年来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议解决实践中的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呈扩大趋势,中国的这种谨慎态度正逐步受到挑战。2011年5月,马来西亚伊佳兰公司向ICSID提交了第一件针对中国的案件,该案在管辖权问题上主有两个不确定之处,即（1）同意条款的范围与解释问题;（2）能否援引中国第一代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求获得中国第二代BIT中更广泛、更有利的程序性待遇问题。该案的启示更多在于案外,即同时作为重的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应从侧重资本输入管制的第一代BIT和侧重投资自由化的第二代BIT,逐步发展并过渡到更为均衡的第三代BIT时代。     

GATS最惠国待遇的经济分析

GATS最惠国待遇是对"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抽象的肯定和具体的否定,GATS最惠国待遇的这种"两面性"特点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一方面GATS最惠国待遇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基石,另一方面最惠国待遇豁免的存在又阻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国民待遇的争议分析

作为外国投资的相对待遇标准，国民待遇至今仍是公认的最重要的外资待遇原则。因此，准确理解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监管外国投资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试探讨目前与国民待遇有关的一些争议，并提出作者的见解。     

中国：叩开了WTO大门

在经过长达15年的漫长历程之后，中国终于叩开了世贸组织的大门。     

GATS最惠国待遇条款实践分析

GATS第一次把最惠国待遇引进多边服务贸易体系,本文通过对DSB适用GATS最惠国待遇的两个经典案例:欧共体香蕉案和加拿大汽车案进行剖析,来分析MFN在实施中所产生的问题以及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解释、适用本条款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事项上的适用问题

投资者是否可以根据基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主张援引第三方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是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各仲裁庭对该问题的认识虽不统一,但基本上都不否认措辞宽泛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应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在什么程度上限制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总的来说,措辞含糊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不应凌驾于投资条约缔约方通过谈判达成的明确表示其意图的争端解决条款之上,不能创造出本不存在的东道国提交仲裁的同意,亦不能用于规避基础条约中规定提交仲裁的实质性前置条件.     

双边税收协定与最惠国待遇的关系辨析

双边税收协定处理的主要是直接税的国际协调问题,而最惠国待遇在贸易、投资等领域被广泛使用,但是在直接税领域却并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待遇标准.wto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并不适用于双边税收协定,我国对外谈签的双边税收协定也不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我国在双边税收协定领域不承担最惠国待遇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