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内需要更换需求主体

经济学家杨帆认为,当前启动内需需要更换需求主体。他说,改革开放2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主体”有三部分人：首先是外国人,其次是单位购买力,第三是暴富阶层。上述3种人需求在1998年已经基本饱和,中国经济必须更换需求主体,依靠城乡普通居民的需求才能够继续增长,     

当今英国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变化分析

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当今英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之间、阶层之间的界线已相当模糊;依据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可以将当今英国社会划分为上层阶级、工人阶级、中间阶级三个基本阶级;以就业状况和谋生方式为标准,可进一步将其划分出不同的阶层。英国的上层阶级人少力强,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工人阶级有了全新的面貌,依然是英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中间阶级规模不断扩大,但在规模上仍然没有超过工人阶级。     

流动人口对城市社区阶层化发展趋势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日趋壮大。流动人口的进入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说,有利于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促进社区各阶层之间的融合关系;从消极方面来说,可能会导致社区阶层矛盾的加剧,对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提出新的挑战。要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外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     

治大国者先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     

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与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 ,阶级划分和进行阶级分析的唯一依据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 ,以经济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分析方法自然就失去经济依据 ,用政治思想标准取代经济标准 ,按照政治思想标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进行“阶级分析” ,这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重要的方法论原因。社会分层方法的转换是对政治思想标准的否定 ,但并不是以经济为标准的阶级划分方法的复归 ,而是实现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根本转变。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采用阶层分析法 ,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性质的疑惑 ,对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笔谈（四篇）——关注弱势群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要求,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扩展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对于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从实践上切实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问题进行探讨。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两种不同方法的比较研究

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是社会主体结构分析的两种不同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其特殊的价值意义和适用范围,同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应科学地把握它们各自的规定性,并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加以应用。     

适时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阶层的统战工作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现状及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阶层统战工作.探讨对非公有制经济阶层的统战工作的途径和方式,对于快速、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房地产调控：法律与规律——“国五条”引发的四个思考

对二套房按差价的20％征税的“国五条”一出台,不光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更在瞬间燃起了房屋买卖潮,离婚潮之余,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以北京为例,一个月来。房价高歌猛进,多地段普通商品房纷纷突破每平米10万大关,一声叹息。住建部官员在回答记者问时说。一项政策的出台总会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问题是,分析人士指出,该政策最有可能伤及的是刚需一族。为什么不能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空置税等增加多套房拥有者的持有成本,把板子打向富人阶层？归根结底,如何调控考问的依然是执政为谁的问题。     

联根式流动:中国农村人口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隐蔽性特征

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产业流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村人口对于生存机制变迁的理性反应。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实现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同时难以实现身份流动,既有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阻滞,也有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理性选择的原因。这种农村流动人口的"联根式流动"现象具有隐蔽性,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建设、乡村治理实践以及农村改革等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求我们转变政策思维以应对流动社会的到来,同时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等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