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追究乱发“红头文件”者责任

以“红头文件”制造行政上的“霸王条款”。集中暴露了某些政府部门“权大于法”的意识。这些借“红头文件”为自己增加设定权力的部门．还是简单地将自己的职责认定为“管理”．进而将“管理”认定为“处罚”，甚而至于将“处罚”认定为是罚款，将罚没收入与部门利益挂起钩来。于是，本不该处罚的行为，偏要处罚；     

执政党建设的政治学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因此，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权力结构，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都建立在这三者关系基础之上，所有的政治功能都围绕这三者关系展开。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功能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是在党权、政权与民权的关系基础上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表明，随着党的角色与功能的改变，党权领导政权的方式、党权实现民权的方式必然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新的形势下，围绕着党权、政权与民权关系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命题。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问责制．也即所谓的“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的客体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效克服了权力机关等外部组织问责时往往只针对有关机构及其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局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主动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GB模式：扶贫与商业的平衡艺术

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扶贫也可能是一桩双赢的好生意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经济学家兼银行家、原孟加拉大港大学经济学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以     

普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

普京执政6年多来，根据形势需要，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执政之初，他建立以垂直权力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他又进行危机应对管理体系的政治体制改革。“颜色革命”后，又进行了以完善法律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政治体制改革为稳定俄罗斯政局并为振兴俄罗斯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但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仍面临许多问题，任重而道远。     

积极探索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途径

从整体看，文化体制改革处于“龙头滞、龙尾活”的局面，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利益调整导致改革的自我性、主动性差。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就是对文化管理权以及掌握这些权力的具体人员参与财富分配的方式进行变革。这就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从下而上推动是不可行的。二是改革模式仍是局限于事业体制。     

规范执政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在我国,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执政权力与人大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在宪法原则精神指引下认真探索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坚持和完善人大制度,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必须从现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完善人大制度、发挥人大作用的关系。　　一、党在政治上领导人大,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优势和特色　　…     

对妇女解放的理性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然而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地位的提高,打破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维系家庭平衡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权利格局。本文在肯定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客观地分析理性的妇女解放和家庭和睦的关系,试图论证理性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必更不应该打破家庭的和睦。     

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立法不足与完善

律师调查取证权在我国不仅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原因,并根据我国实际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