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06年4月3日在堪培拉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国际条约的适用与我国宪法规范

“约定必须信守”是一项古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国内法领域内得到广泛认可 ,而且发展成为国际法上一项重要原则。它要求在条约缔结后 ,各方必须按照条约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 ,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国家主权平等的特点 ,这一原则为国际间的相互信赖创造了条件 ,从而为维持和发展正常的国际关系、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正因为如此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一向确认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强调其重要意义 ,许多重要的国际文件也都载有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定 ,如196 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 1986年《维也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国…     

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对中国的启示

众多双边投资条约(简称BITs)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差异悬殊,特别是在涉及争端解决事项的适用问题上,国际仲裁机构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也不尽相同,造成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困境。结合国际仲裁实践来研究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对我国今后签订双边投资条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欧盟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之规制--从欧洲法院的视角解析《欧共体条约》第82条

复制生产权是知识产权人独占性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权利人拒绝向第三方授予许可的行为本身并不当然构成《欧共体条约》第82条(以下简称ECT82)意义上之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特殊情况下滥用行为的存在。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判,欧洲法院对知识产权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总结出了一些标准,一旦符合这些标准,权利人就会被强行要求向市场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当权利人凭借知识产权垄断了市场“基础设施”的时候,欧盟竞争法就会赋予权利人开放这种“特定门槛”的强制性义务。     

WTO义务减让表的解释问题

本文论述WTO减让表的法律解释问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减让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31、32、33条的运用,而忽略了减让表谈判、草拟、缔结的单边性,导致减让表的解释面临重重困境。本文梳理了专家组、上诉机构在个案中解释减让表的具体步骤,指出减让表解释目前面临困境的根源,提出减让表解释可以援用其他的解释方法。减让表解释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开阔眼界,认识到发挥WTO裁判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促进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以及国际法最终体系化的发展。     

论国际投资仲裁属事管辖权争议——以涉华案例为中心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管辖权主要源于投资条约中的同意,而条约的差异性和不一致解释又导致了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实践表明,属事管辖权争议是投资仲裁管辖权争议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理论上,由于投资和争议解决条款界定的不一致性赋予了仲裁庭灵活解释的空间.实践中,仲裁庭针对相同或类似的属事管辖权条款也会作出不一致的解释和裁决.属事管辖...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

虽然世界银行批准融资项目以不违反借款国所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为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世界银行并非任何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约方,那么多边环境条约是否对世界银行具有约束力呢?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多边环境条约的第三方,世界银行不受其约束;世界银行贷款协定的法律适用条款的缺失,则表明多边环境条约不能自动对世界银行产生约束力。不过以保护国际环境为己任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世界银行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即使借款国为公约非缔约方。世界银行也一直秉承其宗旨,履行其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履行多边环境条约上的义务。     

论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兼评国际法委员会对该议题下的规则编纂的新进展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是国际法的两个分支——条约法和战争法的交叉部分。传统国际法规则对武装冲突的影响采取较为僵化、单一的态度,而在现代武装冲突条件下,国家的实践对条约的效力是否继续有效倾向于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武装冲突条件下条约的效力并不是一味地废止、终止,也不是简单地归于中止,而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条约的效力并没有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判断武装冲突对条约效力的影响,应当适用具有操作保障性的“意图”标准。当发生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武装冲突时,成员国首先应当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国内武装冲突虽然属于一国内政,但它也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条约的效力。     

国际规则的"结构性挑战":以贸易协定中的例外规定为例

例外条款是条约设计中的精华所在.很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中都包含有关安全措施方面的一般例外条款,表明普通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分界线.这种安全例外条款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全球化成为战后自由主义秩序中两个独立的领域.然而,当前世界贸易体制不得不应对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和能源安全等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国家安全威胁.此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上升到"国家安全威胁"的级别.近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给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这就提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避免安全例外条款被当成政治理由,即作为掩饰或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正当化的一种方法.对安全例外不加限制的依赖,将导致一项条约下已被接受的义务完全受制于缔约国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因此,对安全例外的援引需要受限于其措辞确定的具体情形,并由国际性法院或法庭加以审查.世界正处于"风险社会"时期,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条约设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在设计可驯服不确定性的例外和最小化其被滥用的风险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是条约设计中一项"结构性挑战".     

汪伪的卖国罪证——日汪基本关系条约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汪精卫和日本陆军大将、驻汪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了《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基本关系的条约》。这是一个卖国的条约,共９条,内容是：消除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备方面足以破坏两国友谊” 的因素;在“共同防共”、“共同治安” 的借口下,同意日本在中国驻扎军队;在“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的幌子下,汪伪政权同意出卖中国的资源和中国领土向日本国民开放。此外,还签订了该条约的《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的谅解事项》等附件和密约,从此把中国变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汪伪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