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条约》:拯救,还是放弃?

在爱尔兰否决后一周的欧盟峰会上,各国首脑已经表示,尊重爱尔兰的民意,要等到捷克做出决定后再仔细讨论,也就是说,在2008年10月之前,这个问题就放在这里吧。     

国际法上国家契约的法律保护

国际法上国家契约及其效力和履行问题在国际法立法、学说和判例上,一直都存在着许多复杂的争议。这些争议随着国际法的历史演进和结构变迁而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呈现新的面貌。从最初的武力兴兵索债,到国家间通过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再到通过国际条约尤其是双边投资条约赋予外国私人直接国际出诉权,乃至晚近通过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直接保护国家契约上的国家承诺义务,体现了国家契约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及其法律调整的历史演进,引出了国际法立法、判例和学说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和争议。为此,需要对国家契约的国际法调整作出适当平衡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     

中国观点光艳全球四大峰会

中国已成为当今全球磋商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9月金秋,国家主席胡锦涛飞赴大洋彼岸,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美国匹兹堡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首脑会议、联合国大会第64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会、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20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并在四场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主席在世界舞台上,明确地阐述了中国观点,表明了中国立场,从与会各国领袖对中国的期待中,世界也看到了加速发展的中国力量。     

论鸦片战争与晚清法制

清中期以后,由于贪污腐败、渎职枉法现象大量存在,禁烟法令愈来愈严,效果却越来越差。林则徐采用了非常严厉的法律措施来禁绝鸦片,但清政府此时已经无力承担这样一次严厉的法制行动。以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主张实际上承认了晚清法制已无力承担禁烟重任。清政府采取以英官管束英民的政策,体现出为了王权稳定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倾向。但英国人和英国政府却一以贯之地窥视中国的司法主权,林则徐广州禁烟与英国谋求在华司法权的追求发生了强烈冲突,鸦片战争不可避免。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是用条约体系控制中国的开端,"恶法不遵"是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领事裁判权的借口,会审制度是双重标准下对中国司法权的进一步侵占。     

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的若干认识误区

中世纪时,德国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相反,神圣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古罗马霸主地位的继承者,皇帝是"世界之主".但辉煌背后潜伏着负面因素.德意志特色不能等同于普鲁士特色.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普鲁士特色;另一方面,德意志特色是由各部族和邦国长期来共同构成的.同时,有必要纠正史学界对<凡尔登条约>、<金玺诏书>和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等问题的错误看法.     

我国条约批准的运作机制——以《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为依据

1982年《宪法》和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共同行使条约批准的体制。在条约批准的方式上,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也有国务院的核准。条约在我国具有高于法律的地位,条约的适用受到"与法律有不同规定"和"批准"、"核准"的限制。     

二十世纪中国的士林心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西方整体差距愈发明显，几条军舰、数干英军就让天朝上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现实逼着寰内士林必须“睁开眼”，必须“推窗西望”，“追赶”成为必须接受的现实。此前，中国士林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若无西方炮舰怒海而至打上门来，怎么可能揖迎西学？救亡乃晚清打开国门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无论严译论著或林译小说，直接动力均来自“救亡图存”这一时代大主题。     

己强方可胜人

近年来，中国国力稳步提升，而日本国力增长相对缓慢，导致两国实力对比逆转，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强强并立的双边关系格局。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所以日本不甘江河日下的趋势，试图把日美同盟和《日美安保条约》作为战略资源，遏制和管控中国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也就显得举步维艰。在目前的情况下，从战术层面上考虑钓鱼岛问题，有很难逾越的两条线，限定了我们思考的空间范围：     

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得税问题研究

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得税问题可分为三类: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所得税措施、影响服务投资的所得税措施以及双重征税。目前,这三类问题是分别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投资条约和税收协定来处理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投资条约和税收协定的历史沿革和功能来看,目前的机制是可行的,这三种协定对于相关所得税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领事条约》的决定（2010年6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2010年2月25日由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金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领事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