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神话观:菲律宾阿拉安-芒扬原住民的民间叙事自然分类

本文探讨了菲律宾民都洛岛山区中芒扬民族阿拉安部族原住民关于当地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笔者于2004年7月、2006年4月、2007年1至2月三次在该部族中从事田野工作,搜集当地"活形态"的洪水神话和创世神话,调查原住民的相关信仰、仪式、巫术、神谕等.本文建立在参与式田野观察的基础之上,首先从民俗学学术史的角度回溯"自然分类"在民俗学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然后论述阿拉安人对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并与现代民俗学的相应"学术分类"进行比较,探讨在阿拉安人自然分类中所蕴含的当地的神话观;最终勾拟出由这些自然分类构成的、富有地方性色彩的"阿拉安-芒扬地方性民俗知识",阐释了在原住民主位式的神话观中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之间的区别.     

聪明的杰瑞

杰瑞是一个聪明的警官，无论遇到什么难题，总能迎刃而解。 故事一：有一天，三位女士为了芝麻大的事，大吵大闹来到警察局。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让谁先说．吵得几乎把房顶都要掀翻，连局长都没有办法。杰瑞说了句：“请你们中间年纪最大的一位先说吧。”话音刚落．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非遗“安顺地戏”署名权案

[案情] “安顺地戏”是一种地方戏剧,2006年6月,国务院将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张艺谋导演、张伟平制片、新画面公司摄制的影片《千里走单骑》出现了“安顺地戏”表演片段,拍摄的剧情将其称为“云南面具戏”.原告诉称,被告歪曲了“安顺地戏”,侵犯了其署名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安顺地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依法受到国家的保护、保存.安顺文体局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涉案电影的民事责任主体应是新画面公司,而非张艺谋、张伟平等人.     

质疑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合理性

关于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法律保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形成了赞成和反对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的两大阵营。从民间文学艺术概念的释义入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对比了易混淆的法律术语，在分析民间文学艺术创造规律的基础上总结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从法哲学的视角，在对功利论（utilitarianism）、劳动论（1abortheory）、洛克先决条件（proviso）、人格论（personalitytheory）和社会规划论（social planningtheory）等当代知识产权理论逐一辨析的基础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提出了质疑。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无论是从“合规律性”还是从“合目的性”的角度都更适合采用公法模式。     

黎族文学试论

海南黎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前，主要是黎族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半个多世纪来，海南黎族文学逐渐涌现出了民族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特别是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作家文学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在我国民族文学的百花丛中，海南黎族文学可谓是一朵盛开的南国之花。     

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权利保护

将中国占优势的民间文学艺术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对中华民族维护民族传统、弘扬华夏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界定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点,比较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模式的优劣,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版权保护模式下出现了与传统著作权难以协调的法律问题,而特殊权利保护模式能充分体现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求,是较优的选择,并就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三姐”——壮汉民族文化交融结出的硕果

有关刘三姐的传说不仅在我国岭南地区的壮汉等民族间广为流传，甚至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和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刘三姐的传说。岭南地区各民族多年来一直把刘三姐传颂为歌仙、女神。其中壮族有关刘三姐的故事、传说和民歌最多。从广西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者覃桂清多年调查收集的资料看，广西有40个县、广东有22个县有关于刘三姐的故事和传说。     

我国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

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模式,在理论上需要私法与公法综合保护;在立法操作上宜将民间文学艺术与传统知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一起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促进条例"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同时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把民间文学艺术确定为一种特别权利予以保护.     

想起那则寓言

“瞎子摸象”的寓言尽人皆知。说的是一群瞎子想知道大象的模样，就围着去摸。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一根管子，摸到耳朵的说像一把扇子，摸到牙的说像一根萝卜，摸到肚子的说像一堵墙，摸到腿的说像一根柱子，     

论民间文学艺术私权保护的必要性及保护思路

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予以私权保护,既是出于公平的需要——使他们可以分享商业化使用带来的收益,也是效率的要求——为了激发他们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热情,更好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客体的保护与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对客体的传承为第一目标。通过法定许可等方式,弱化主体的权利,降低民间文学艺术使用的门槛。在保护持有主体的利益的同时,鼓励公众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自由使用,实现主体利益与客体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