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实践经验的美国法官哲学——从卡根的任命谈起

2010年10月,埃林娜·卡根(ElenaKagan)正式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多年(1789年成立至今)来的第四位女大法官。1960年4月出生的卡根,198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3在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和奥巴马曾是芝加哥大学     

交强险的功能定位及其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制度背景

《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侵权责任法》共同构成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制度背景。以这些立法为背景,此类案件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状态:首先,法律关系多样化。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强制保险关系、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又涉及到侵权责任。其次,由法律关系的多样化带来了法律适用的多层次     

从升堂到开庭的岁月

上海现今撤销了卢湾区和黄浦区,建成了新的黄浦区。地域范围扩大了,但是新建成的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没有征土地、造新楼,而是将两座废弃的旧楼,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加以利用。院方的抉择不仅是一个公共资源节约的问题,它还体现了该院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认知和追求。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旧楼,它是见     

评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

《万民法》是罗尔斯国际正义思想的代表作。正义战争观是其国际正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详细论述了正义战争观,但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思想也存在很多缺陷。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论断缺乏说服力,自由民主国家对法外国家发动战争的理由论证难以令人信服。《万民法》中对士兵战争责任的论述与《正义论》中的相关论述不一致。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数额计算问题的研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数额计算问题在学界中争议颇多。司法解释中的计算模式所采用的标准并不统一,两种计算模式也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在"已销售"与"未销售"两种情形并存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行为以一罪论处,并通过犯罪数额折算相加法来解决犯罪数额计算中的疑难问题。犯罪数额折算相加法不仅切实贯彻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还克服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两种计算模式的弊端。在犯罪形态的选择上,当销售金额达到了追诉标准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行为应当以既遂形态认定;当销售金额未达到追诉标准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行为应当以未遂形态认定。     

哲学视域下党的群众路线的民本路径

党的群众路线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底蕴。无论是中国哲学的民本思想、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都促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和重大发展。"责、权、利"的协调与和谐是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责体现了为民的责任、权体现了务实的作风、利体现了清廉的本质,"责、权、利"的统一必然成为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层次基础,必然成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民本路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105号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私募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者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

为规范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下简称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国家赔偿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资源影响评价及其立法模式选择初探

因为资源本身具有有用性、稀缺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等特殊属性,使得资源在一国战略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所以我们实有必要对重大项目开展资源影响评价。资源影响评价,即是在某项重大活动开始前,对其可能对资源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价,包括之前的调查、预测和评定,也包括之后提出对策或解决方案。就资源影响评价的制度设计而言,在我国现有立法体系下,可考虑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建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环境资源影响评价制度,并从评价对象、评价内容、公众参与、司法审查等环节上对现有制度加以完善。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变革的宪法空间

正《决定》在第三部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中提出,建设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集体所有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在同等条件下入市,缩小征收土地的范围,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完善对农民的保障机制。这预示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变革:集体所有的土地可能绕过征收这个"门神",通过新的制度管道进入市场。从此,国有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的坚冰被打破。我们要追问的是:现行宪法为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变革提供了了多大的制度空间?如果空间足够宽阔,那么接下来就只需要确立变革的具体路径;如果空间逼仄,那么就只能修宪,或者重复"先违宪,后修宪"的老路。①因此,清理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变革的宪法空间,绝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逻辑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