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约中的特殊侦查手段研究

法律语言的模糊语义可以为法律主体设置不固定的权利和义务。国际公约中的特殊侦查手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为各缔约国的警察设置了较为灵活的侦查权。应从语义学的角度厘清各种特殊侦查手段的蕴涵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及其法律功能,分析这些模糊语义的功能,着重考量行使联合国两公约上提到的控制下交付、电子监控和特工行动这三种典型特殊侦查手...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

1.2011年4月8日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2号公布2.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一般规定第三章固体废物进口许可管理第四章检验检疫与海关手续第五章监督管理第六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所的特别规定第七章罚则第八章附则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固体废物进口环境管理,防止     

主题·特色·和谐——浅谈单位文化建设之要素

单位文化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单位的文化建设应该从何处入手,以及如何积极响应党中央的时代号角,切实可行地部署、实施本单位文化建设,成为每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新课题。笔者认为主题、特殊、和谐是单位文化建设的三大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逻辑结构新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起点范畴和终点范畴都是思想与行为,其他基本范畴围绕思想与行为这个核心范畴构成的逻辑结构分为两层:对应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主要有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内化与外化三个基本的先行范畴,其中,个人与社会是主要范畴;对应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主要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环境、教育管理三个基本的后继范畴,其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主要范畴。     

特殊痕迹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

特殊痕迹是除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痕迹外的其他痕迹的统称。特殊痕迹有以下类别:牙齿痕迹、车轮与牲畜痕迹、纺织品痕迹、玻璃破碎痕迹、整体分离痕迹和开锁及破坏锁痕迹。特殊痕迹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有:推断留痕客体种类,缩小侦查范围;分析判断留痕客体的属性,提供追踪线索;认定痕迹客体,提供破案证据;研究痕迹形成机理,分析确定案件事实。     

法定刑以下量刑的程序正当性分析

特殊情况法定刑以下量刑是因案件具有《刑法》第63条第2款之规定的特殊情况,需要对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处以刑罚,此种量刑突破了该罪名的法定刑,同时法律对于何谓"特殊情况"规定不明确。为了维护量刑权的国家权威性、法制统一和司法公平公正,特殊情况法定刑以下量刑的核准权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不宜下放。     

特殊侵权行为中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研究——以《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到第十章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分为受害人责任、过失相抵责任和比较责任三类。《侵权责任法》在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对受害人过错制度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特殊侵权行为部分对受害人过错制度的规定则分为明确规定、适用特别法规定和无特别规定三种情况。《侵权责任法》第六章到第十章的受害人过错制度的适用具有特殊性。第九章高度危险责任按照危险程度可以分为极端危险责任、极度危险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三类,可以准用于醉酒驾驶和环境污染责任。     

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案件中的刑事归责问题

对于行为人以较轻的殴打行为造成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一般认为行为人的殴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死亡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人则存在争议。如果将结果归因与结果归责相区分,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归责层序化,笼罩在因果关系理论上的迷雾将散去,归责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客观归责理论不仅为我们判断归责提供了规则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方法论上的启迪,也许能够推进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向前迈进并逐渐融入追求刑法精确化、精细化、精致化的潮流中。     

婚姻是特殊的合同——对婚姻本质的探讨

对婚姻的本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各国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契约说、婚姻伦理说、信托关系说、制度说、身份关系说.而我国的学者大多持身份关系说,认为婚姻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婚姻双方在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附随于人身上的权利义务的.创设这种关系的婚姻行为是一种身份法上的行为,行为人须有结婚的合意,但是婚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婚姻的效力,婚姻解除的原因等,都是法定的,而不是当事人意定的.因此,不应当将婚姻行为视为契约,将婚姻关系视为契约关系.身份关系说是目前中国婚姻法学界的通说.     

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

杨海坤在《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撰文《我国群体性事件之公法防治对策研究》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众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所制造或形成的事件,它是一个中性概念,“违法性”并不是界定群体性事件的基本要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时期。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官民”关系错位．二是利益表达机制梗阻,三是权力运行机制封闭,四是权利救济渠道缺损,五是法治化应急处置机制缺失．六是善后处理制度缺位。预防群体性事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理顺“官民”关系,建立表决权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