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观及其意义

知行关系问题自古便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明代儒学家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说,创造性的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将知与行结合起来,在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相发方面均做了论述,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家教、家训与阳明品格之养成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家庭环境和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具有重要影响。而一个家庭的兴旺与衰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也是整个社会的兴衰与变迁。王阳明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对中国乃至东亚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家，与其生长的家庭环境及长辈教育密切相关。对阳明成长过程产生过最直接影响的应是其父亲王华、祖母岑太夫人和继母赵氏。可以说，这两代人的言传身教与精心呵护，对阳明及其弟妹的健康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家的兴旺，肇始于王华而功垂于阳明，加之守文、守让及徐爱等家庭成员的和睦友爱、品学兼优，从教育学和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皆非偶然，其中所蕴涵的家庭伦理、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值得总结。     

贵阳——王阳明的福地

《当代贵州》:欢迎您做客"阳明茶座"。王阳明一生曾在多地为官任职,为什么偏偏是贵州成为其"成道之地"?董平:明正德元年,王阳明被贬谪贵州龙场。他于正德三年的春天到达龙场。按照史料记载,当时的龙场,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处于万山丛棘之中,被称为"蛊毒瘴疠"之地。当地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与汉族地区的语言不通。王阳明到达龙场之后,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新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 ——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 “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 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的理论的现实关怀的极佳体现。     

王学圣地话王学

从学术的意义上讲，贵阳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即研究王阳明学说。从更深的层次上讲，阳明心学为什么不产生于繁华的京城，也不产生于他自幼生长的江南水乡，而偏偏发端于僻静的贵州山区，这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耐人深思的问题。     

廉政从心开始——读《王阳明廉政思想与行为研究》有感

正最近,读了《王阳明廉政思想与行为研究》这本书后,深深感到,要想实现廉政、远离腐败,必须从"心"的改造入手,"以百姓心"从政,以廉洁心为官。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鉴于当时官场腐败现象严重、社会发生道德危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心学"理论。在哲学层面,他主张"心即理"、"致良知"、"吾性自足"、"知行     

王阳明“知行合一”观与毛泽东“知行统一”观之比较

正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传习录》的许多篇什都反复提及并做了充分论述。在《黄直录》中,"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过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     

彰显贵州独特优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正龙超云:借文化产业之力弘扬传统文化之美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归宿感,已成为当前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传统文化发展,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在时代变迁中,传统文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何贡献?第二,在这个互联网井喷式发展、新媒体成功占领舆论阵地、新技术革命引发颠覆性创新的时代,传统文化如何演化、变身、融合?第三,在这个重视政治取向、社会效益又呼唤市场效率,讲求公益性又追求产业性,"公私合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特质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命题。它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后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王阳明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和言行脱节的社会时弊，大力提倡“知行合一”，强调“践履德行”，“事上磨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不仅认为“知行”是以“良知”为本体。知行合一并进；而且还强调行而后有真知．注重实践的重要性。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命题凸显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知行范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希望建立统一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论体系的一次尝试。     

王阳明与贵州

明代的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曾在贵州贬谪过三年。王阳明(1427-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自称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时任兵部主事(相当于司局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