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治理探研

一、治理饮用水源地环境迫在眉睫银川市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35个"严重缺水"大中城市之一,2011年银川市人大常委会确定的银川市集中饮用水源地有8处※,即:银川东郊水源地、北郊水源地、南郊水源地,南部水源地、南梁水源地、征沙水源地、永宁县水源地、灵武市水源地。上述水源地的水资源80%以上来自地下水,地下水的补给主要为地表补给。根据新修     

珠三角城市间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珠三角在环境治理中存在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问题,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合作治理难度大。制约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主要是政府政策规划不协调,综合决策缺位;跨政区环境治理合作缺乏法制基础;生态区的整体性与行政空间的分割性的矛盾;城市间环境管理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合作机制十分必要。政府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实际上是一套制度体系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涉及环境管理决策、管理执法、保障等多个环节,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构建环境管理决策的协作机制、环境管理执法的协作机制、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机构、环境协作治理的信息系统。     

环境治理系统的检视：熵增视野与低碳思维

在全球气候急遽变化的背景下，低碳发展模式已逐渐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一致选择。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步伐，在环境领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环境治理的市场失灵、志愿失灵和政府失灵。究其根源在于：经济政策生态性的缺失、垂直权力系统的侵蚀性和多元社会协同机制的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制度创新自适应性的提升，强化经济政策的生态性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从而内生负熵机制中和环境领域的双重熵增效应，最大程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省政协十一届六次常委会议大会发言摘登

<正>加强区域环保协同搞好区域环境治理奚爱国(代表民革江苏省委)生态环境资源的整体性客观上要求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开展大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建议:一是统一区域内环保法规和政策。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协调,相关省市立法机构加强沟通,着眼整个区域修订相关环保法规,消除区域内环保法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是统一区域环境补偿标准。在各省市自我监测数据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公平公正地评估跨界污染损     

应加强永定河共管段河道环境治理

<正>一、永定河大兴段环境现状永定河是海河水系最大的一条支流,是北京的"母亲河",同时也是北京市河湖水系与防洪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定河全长548公里,自门头沟区三家店流入石景山区后,流经五里坨、麻峪、庞村、水屯等地,经衙门口村南流入丰台区。再由丰台区流经大兴区后于河北省固安县南北共界流向天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应尽快做些什么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表面上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只是加强与京津的分工与协作,但实质上是涉及到我省发展的思维方式转变、发展战略调整、产业方向选择、城市功能定位、创新体系链接、环境治理联动等多层面、多领域的重大转变,需要我们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的调整和优化。改变思维定势,在京津冀框架下谋取更快发展有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是转变传统的思维定势。     

贵州屋脊上的银色羽翼

正韭菜坪素有"贵州屋脊"、"贵州之巅"之称、这里可目扫钟山、水城、赫章等县区,放眼四周,远山如浪,山与天相连,乌蒙磅礴的气势尽收眼底。如今,一座座用于风力发电的风车屹立于贵州屋脊之上,让韭菜坪平添几分壮美。2011年5月,韭菜坪风电场一期正式并网发电,成为贵州风电产业破"零"之举。风电是一种清洁、环保且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韭菜坪风电场一期工程并网发电至今,始终坚持"风电开发与生态修复并行"原则,3年来累计投入2000万元进行环境治理及水土保护,将建设带来的植被破坏等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与逻辑——以山西省为例

山西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缩影,也是环境治理的典型个案。环境属性、行动者以及制度与技术提供了理解山西环境治理的逻辑框架。面对地方保护主义、信息不对称、环境执法权力分散、执法手段单一的传统困境,山西通过在环境监管领域实施绩效考核与问责、区域（流域）限批以及公民参与监督,创新监管制度;在环境执法领域推行跨部门联合执法、环境执法赋权以及末位淘汰等制度设计,创新执法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现行的制度逻辑在于强制和处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未来的治理逻辑有赖于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和自愿遵从的制度转型,在制度激励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寻找更完美的结合点。     

重铸法律,保卫呼吸权

近年来持续爆发的雾霾污染,俨然已演变成头号环境公害。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2014年底提交立法机关一审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此次修法行动,有望收获的将不仅是保卫蓝天的法制进步,也为反思大气污染深层症结、探索环境治理根本之道提供了历史契机。     

论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对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

国际环境体制的建立是以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起点的，这次会议于1972年6月5日至15日召开，是由联合国主导的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作为议题中心的全球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和筹建的环境规划署日后都成为国际环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环境体制的有效性主要是指国际环境体制通过其规则，决策程序和项目规划等措施对体制参与者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具体到斯德哥尔摩会议当中，则是《人类环境宣言》和环境规划署对中国环境治理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