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境倒逼机制促经济转型——专访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

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记者:"十一五"期间,在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均超过规划预期的情况下,我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是,经济快速增长也使得资源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十二五"期间如何使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有更大的发展?周生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口继续增     

生态文明建设应注重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正>我国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一直起到主导作用,包括: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生态市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工程,都是以政府为主体,乃至政府组建相应的企业进行准经营性投资建设;即便一些地方探索开展了排污权交易,包括企业与企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但总体来看,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拉郎配",没有形成更为广泛的市场交易。因此,要更有效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推进生态     

创建环境优美示范城市 改善城乡综合环境

城市环境为居民的物质和文明生活创造了条件。切实改善乐山市的城市环境,为全体市民创造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环境是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在创建环境优美示范城的基础上,乐山市还将进一步改善城乡环境,塑造风貌,推进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品位,严治＂五乱＂,确保城市容貌整洁有序。     

我国县级政府乡村环境治理能力探析

随着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逐渐重视,我国环境治理工作总体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乡村环境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各地笼统地套用一个治理模式并不能使其得到有效改善。县级政府是具有完整职能体系的最基层行政管理单位,且直接面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因此,提高县级政府乡村环境治理能力是解决乡村环境问题的关键。     

环境理性主义抑或环境民主主义——对中国环境治理价值取向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性使世界各国的环境行政受到理性主义思维及其实践模式的主导,中国的环境行政也奉行理性主义治理模式。这种环境行政的理性主义,在动用政府权威性的组织与政策力量以及专家的技术知识上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但政府决策目标的多元化与政府的自利性、技术理性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常常导致环境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的失败。于是,环境民主主义则成为补救失败的新思路。尽管环境行政的民主化也受到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质疑,但绿色价值的优先性、民主政治的动员力、开放的生态信息的生产与自由流动使环境民主主义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强烈呼声。在未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应及早确立环境民主主义的价值,加强社会公众在环境立法、执法与环境评估过程的参与,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监控权与第三方诉讼权,是弥补环境理性主义治理缺陷的新路径。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河长制对水环境治理虽然短期成效显著,但因其在制度构设上存在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相互监督三个方面的缺陷,导致在实践中容易陷入短期治理与长效治理机制的转换困境、跨域合作与制度安排的约束困境、边界模糊与信息不对称的叠加困境。需夯实河长制的制度基础、以有为的可信承诺增强河长制的制度约束、以有力的相互监督强化河长制的制度效力,构建起更具战略性和包容性的制度体系,形成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的长效治理机制。     

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逻辑及其演变——兼与经济治理比较

新时代中国在质疑声中走出一条有效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采取制度互补的理论视角,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切入点,考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是如何“把制度搞对”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能够很好地补足现行法律等其他制度的缺陷,而且制度自身具备内在的互补性,呈现出政治与法治的结构性互补,党内法规、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治理功能耦合,纵向督察机制与全面监督机制相结合以及党和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特征。制度互补性的生成有赖于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执政党观念的变迁、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与“干中学”等机制。本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通过分散式政策试验实现经济治理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法治视野下流域环境治理路径探析——以L市W区为例

本文从法治的维度出发,研究流域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和存在的问题,从立法、执法、司法、共治四个方面提出加强区域流域治理的具体举措,强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以期为流域环境治理提供法治保障,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市域建设。     

搭建绿色金融市场的多元支撑体系

构建绿色金融市场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性举措。201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发展绿色金融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环境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我国四十多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充分证明,只有建立市场化的绿色金融体系,才能有效解决环境治理相关产业、产品及服务的融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