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

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能力、环境监管能力、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环境制度创新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从强调环境执法到提倡环境治理：环境监管模式的转变

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新法》）;对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旧法》）进行了系统的修订,涉及基本原则、监管模式、根本制度、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改动较大。环境监管模式主要由环境基本法所确立,因此伴随着《新法》的出台,环境监管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从《旧法》强调环境执法到《新法》提倡环境治理。     

北京公共环境治理要加大力度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判断一个城市文明与否,不能只看它是否拥有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区,更应该注重它的公共环境.环境如何,直接反映着这个城市的面貌和管理水平. 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的首都,在公共环境治理方面仍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经历非典之后,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苏南地区环境治理困境及ENGO作用分析

目前影响苏南地区环境治理的因素主要有环境问题突出和ENGO被政府边缘化。而导致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政府责任意识不明确、制度建设有缺失、政府对ENGO作用认识程度不够。根据苏南地区ENGO的产生特点和发展现状,建议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发挥ENGO在资源整合、信息供给、倡导和促进政府之间协同治理的作用,从而深度参与环境治理,构建有利于苏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方参与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     

互动与融合: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实现的实践指向,协商民主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新型理论范式,将二者相结合,研究解析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性,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理治性、善治性、法治性与协商民主中的理治、善治、法治三种特质紧密吻合。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协商民主在结构上互动融合,一方面,协商民主通过生成农村环境治理所需的社会秩序、公平正义、制度保障以及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中面临的治理困境和难题可以转化为协商民主发展的巨大动力,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与充分的制度供给,则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支撑。     

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纵向府际关系协调探析

纵向府际关系协调是顺应治理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其运行逻辑应遵循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纵向府际关系协调机制选择受跨区域合作性质、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间差异化程度、政治权力分散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具体治理工具则包含战略规划方式、项目评估审核方式、法律法规规章方式、制度介入刺激方式、联席会议方式、政治动员方式等。在上述因素基础上,应当根据跨区域环境治理合作的不同类型有针对性地探讨纵向权力介入的时机、程度、方式,以实现与横向府际关系协调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跨区域环境治理合作绩效,打造绿色共同体。     

三区联动!社会治理新模式让城市更美好

北京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地理位置有点儿特殊:地处海淀区、昌平区、朝阳区三区交界处,与昌平区回龙观街道、霍营街道、东小口镇以及朝阳区奥运村街道接壤,边界线长达11.5公里。“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实行以来,交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游商占道经营、居民停车难、交通执法等都是居民投诉焦点,也困扰着相邻街镇。     

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公众评价：央地差距与结构性制约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政府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表现正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但是,我们对于目前我国政府环境治理工作公众评价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还知之甚少。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显著高于地方政府,包括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政治身份、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内的结构性因素制约着公众对于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在对研究发现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研究发现在政策意义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