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19世纪以来,上海始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命脉。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回到上海,病愈后的陈独秀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受邀四处发表谈话或者演说,又要参与各种集会和纪念活动,还要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对陈独秀来说,此次上海之行,只是中转路过而已,“小作居留.即乘轮赴粤”.他最终目的地是广州。因为,在章士钊、汪精卫的力邀之下,他已经答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     

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当代建构

寻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流动、优才统治、科层组织的影响以及对现代人生活及其观念的改变,可以发现,当代西方"才华和无用的幽灵"以及无根基的知识缘由驱逐着"匠人精神",凸显没有任何个性和生命活性的"数据",逐渐边缘化了个体的精神理念、审美情趣以及个人偏好,因而生命在"无根"之状中无价值性地存活,这导致了精神与人格分裂成了西方现代人的共同病症。如此,透视现代生活,找寻现代社会的新生活进程与确认新的价值坐标,摆脱所谓人的内在、外在能力的挖掘之取向,锁定"交易"的边界,超越"技能社会"、"技能经济"并进而超越由主义的斯密模式和军事化的韦伯模式,解构现代人生活的"焦虑感"、"恐惧感"与"虚无感",从被遗弃的生存感重新找回、建构自我的幸福。只有认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病症,才可融入并超越现代社会的历史局限,寻到人自我解放的道路。     

＂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小平＂ 访《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一位年过八旬的美国学者，在10年之前，立下志向要写一本向美国人介绍亚洲重要发展的图书。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了邓小平身上。他认为，亚洲的重点在中国，而对中国现代进程影响最大的，正是邓小平。他花掉了10年时间，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这位学者，就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有梦想才有未来

人有梦想才有动力，国家有梦想才有未来。 可以说，对“梦”的憧憬和向往，对“梦”的孜孜追求，贯穿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章章节节。     

30年代中国的舆论与困境

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是一北一南的双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份大报,因地域、主事者理念、撰稿人阶层和阅读对象的不同,它们呈现出的舆论特征,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舆论走向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公报》地处北方,以平津的专家学者为依托,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精英面相,带有京派的大气、深沉和厚重。《申报》地处上海,以一般绅士和市民阶层为读者,受西方文化熏染,在言说方式和气度方面体现出婉约、精致的海派风范。其中,《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版块是最能体现两家报纸风格特征的代表性版面。将两份版面抽离出来,放到现代中国舆论空间的语境之下,分析他们的作者群、言说内容和话语风格,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舆论面相。     

钟山区“三化同步”实现现代特色都市愿景

在工业强区、城市兴区、商贸活区、生态立区的发展定位下,六盘水市钟山区将演绎从城市向都市进军跨越崛起的传奇。这是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青山与人气辉映,浸透着工业文明的魅力之都。"中国凉都"六盘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美丽钟山区,这里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宜居宜业。"都市"不仅仅是钟山的名字,而是钟山最具时代律动的标签和名片,更是钟山腾飞的第一优势资源。     

古代的房地产也疯狂

面对房地产市场里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如此紧张的房产问题？如果生活在古代．我们还需要为买房发愁吗？     

西方近现代就业理论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启示

西方近现代就业理论如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结构性失业理论、工作搜寻理论等,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和内容,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一、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启示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中,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刘易斯的分析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劳     

谱“一园四区”新篇 铸绿色发展辉煌

过去的五年,神农架主动承担绿色责任、谋求绿色发展,加快从"伐木人"向"护林人"、木头经济向生态经济、深山穷镇向旅游名镇历史性转变的步伐。五年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使神农架林区保护与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五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生态立区。以建设生态优美、自然和谐的"国家中央公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实...     

国家赔偿是保护个体权利的重要环节

<正>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重要的甚至不是国家权力犯错误的大小,而是犯了错误之后纠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制度建设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运行也在制度的建设中逐步趋于规范。制度建设在于保证权力的规范行使,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不仅能够很好地调整各种利益纷争,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能够保护好个体的权益。国家权力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要保证,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履行国家的责任,国家权力缺位的地方,个体权利也难以得到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