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

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又称动产所有权出让或转让中的占有的移转,其既为动产所有权让与的公示方法,也通常为动产所有权让与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要件,类型上涵括现实交付、观念交付及其他特殊形态的交付。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于此等交付的厘定(规定)较为简略或存有阙如,宜结合域外立法成例、法理或学理而予阐释、厘清及释明。透过如是的工作和努力,期冀可以建构起我国动产所有权让与中交付规则或制度的解释论("注释论""评注论")系统,由此使这一规则或制度可裨益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实践,并进而发挥其具有的积极功用与价值。     

我国经济金融化的风险与对策

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攀升;金融业利润居高不下;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业务增多。适度的金融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过度的金融化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金融诅咒"现象,并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化风险,需要树立协调发展理念,促进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构互利共生的银企关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建立预警指标体系。     

南京:“四化”助力未成年人保护服务品质提升

自南京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地区以来,南京市未保中心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围绕平台建设、项目引领、专业支撑、社会参与,逐步形成了职能明确、特色鲜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一、平台化建设,搭建服务载体。     

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属性及罪刑改革

人工智能犯罪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犯罪,而是指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制造、利用过程中"人"的犯罪。要正视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中的现实问题,立足刑法的保守性,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完善人工智能犯罪的罪名体系,强化单位的刑事责任,完善刑事责任形式,重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转换。     

建党百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经验启示

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解答不同时期的重大时代课题，创造了伟大实践成就，也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把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真理和价值相一致的基本线索。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开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

"圈层化"是指青年群体由于价值观而聚合、兴趣点而分众所形成的特征各异的圈层,并在自己认同圈层中进行交流沟通的现象与趋势。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往往会造成情感交流与文化发展的隔膜、"标签"自我与主流收编的抵抗、渴望入世与向往出世的矛盾。要破解其入世与出世之困,必须理性看待、合理引导,推动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从"圈地自困"到"文化出圈",变"圈圈万重"为"圈层合一",既"理性入世"又"合理出世"。     

试论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化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决定者是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群众。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的人民主体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理念和民本思想中汲取营养,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主体思想。它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并成为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思想引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思想对于举全国各族人民之力于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论传统“多难兴邦”理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价值

"多难兴邦"是民族祖先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其意是说,遭遇灾难,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化难为福,使国家再度振兴。这一辉煌理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时有透露,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在历史上曾广泛激励中华儿女不断推动本民族走向文明进步,而且到了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给我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及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劫难。面对这一劫难,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其中最关键一项,就是汲取历史经验,拿起祖先留下的"多难兴邦"思想武器,促进国民"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顽强拼搏,英勇奋斗,以便彻底扫除疫魔,重整家园,最终推进小康社会理想的全面实现。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

重大决策关乎国计民生,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决策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建立终身追责制.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为基础,针对该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追责对象不明确、责任标准不统一、决策者的避责行为等困境,应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晰重大决策的边界、统一归责标准、建立决策会议案卷记录制度等方面,构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