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印记

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看电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趣事之一。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童年时,老家还没有电视机,因而最盼望的娱乐活动便是看电影。那时,公社的电影放映员先要从县放映队取回影片,然后给公社的各生产队安排轮流放映,一个生产队只能放映一场。当电影放到临近的生产队时,生产队长就派几名身强力壮、     

互联网与国外政党的基层民主建设

干旱挖井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临潼县西杨村也不例外。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杨培彦终于下定决心、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翌日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的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     

一个现代神话的幻灭

1958年夏天,湖北省老河口市(原光化县)爆出了一条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11亩小麦平均亩产小麦3215斤。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热情洋溢地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崔营乡的“三千二百一十五”吹响了全国农业“大跃进”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     

山还是那座山

也许是因为我的姓氏里有一个木字，或者我命中本来就缺木，反正我是发疯地爱树。只要听说哪里有一棵奇一点的树，就千方百计地去看，去摸，去抱。十年前南下到宁波出差，临返回时在机场听说当地有一棵特大的树，树身中空，人民公社时生产队在里面养了两头牛。惜未能谋面。     

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上)

丰碑1959年至1960年间,由于"左"倾路线的肆虐,安徽农村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度低落,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的情况,全省粮食产量跌到谷底,农村绝大多数社队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在严峻的形势面前,     

山还是那座山

也许是因为我的姓氏里有一个木字，或者我命中本来就缺木，反正我是发疯地爱树。只要听说哪里有一棵奇一点的树，就千方百计地去看，去摸，去抱。十年前南下到宁波出差，临返回时在机场听说当地有一棵特大的树，树身中空，人民公社时生产队在里面养了两头牛。惜未能谋面。     

梦里的“打饭”情结

人家常做什么梦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只知道自己常做的梦,要么是绕着大街小巷行走,要么孤独地埋头水旱田里干活,或是背着行李到一个陌生的住处寻找铺位,再就是到一个熙熙攘攘或冷冷清清的大食堂打饭,不是没有粮票了,就是打烊收摊了,总之吃不上一碗顺心饭。我没找人解过梦,不管是土法的,还是弗洛依德的。醒着的事情还无可阐释,顾得上梦中那虚无缥缈吗?我想,这大概是反映了"食、色,性也"的第一需要,冥冥中提醒我,吃饭的大事不可轻视吧。老实说,我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挨过饿。     

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下)

推行桂林栖对推行责任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多次在全省性会议上代表省委所作的主旨讲话。在讲话中,他对责任田的性质作了精辟的阐述,对推行的方法、步骤、措施作了具体部署,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细的解决办法。特别是19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指斥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时候,桂林栖以巨大     

1961年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和问题,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并调查了一个情况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情况最坏的生产队.沿途的调查中,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1960年中央向全党发布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不够具体.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搞一个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傅企平为环保鼓与呼

傅企平这位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同时也是最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他曾先后当过滕头村的生产队长、副大队长、副书记,1997年起担任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身为基层全国人大代表,履职10年来,一直关注各地的水、空气、土壤等变化情况,在他的100多份议案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