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存证证据真实性的审查认定

诉讼中,越来越多的电子证据以电子存证证据的形式呈现.同时,与电子存证证据相关的纠纷也日渐增多.其中,电子存证证据真实性认定问题是电子存证证据司法运用的关键问题.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电子存证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存在差别.应当根据电子存证证据对案件事实证明充分程度的不同,将电子存证证据分为覆盖电子数据全部生命周期的电子...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性分析及合作治理之道

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既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发展数字经济、服务数字社会与满足民生需求的关键。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对其进行总体性分析,厘清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分析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构要素和面临的风险挑战,借鉴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模式并阐释创新机理。本文认为,只有真正找到一条基于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路径,方能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     

制度话语与话语制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强调中国之制,也强调中国之治,并要求用中国之制推动中国之治。制度与治理是相辅相成、内在统合的关系,发挥制度优势才能提升治理效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具有时代风格、民族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制度定位上,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在制度结构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分类分层原则,有指向地阐明制度内涵。在制度功能上,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制度特征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制度话语传递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在多元制度话语竞争格局中,为形成话语合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话语交流机制、话语分层机制、话语贯通机制、话语博弈机制。不断阐扬制度话语,推动制度话语创新有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村规民约的文本和背后的治理议题及演变——以浙江省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为例

村规民约文本内含着村庄治理的基本内容,前后不同的版本忠实地记载着治理变迁的历史信息。对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进行文本分析来追寻三十年来乡村治理变化的轨迹。从文本的内容、功能、语言表达等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修订是以问题与政策、共治与共享、限制村域内权威为导向,其背后治理议题逐渐地从整合控制论、义务论、整体利益论、村落身份认同论走向权利论、主体论和平权论,从工具论走向工具与权利、价值融合的治理轨道上。这些印迹与村治演变过程恰恰是中国多数村庄所经历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洋村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借其可以窥见乡村社会之普遍表现形态。     

明清时期保甲制度与家族治理的地方控制

明清时期乡里制度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保甲制度的普及;而在家族治理方面的显著特征是族规的盛行。两个现象在同一时期出现,也许带有某种历史的偶然性,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两个现象,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明清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渗透与控制。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探讨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为黄河流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建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为根本目标,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着力在加强生态保护与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大治理资金投入力度、强化法治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德治效能提升路径探索——基于H省S市农村的调查与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德治为先”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当下,乡村德治呈现出德治建设共识业已形成、道德培育机制日趋多元、德治建设成效逐渐显现的现状,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民融入德治建设的主体动能尚未充分激发、村规民约的德治建设载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以德为先的“三治结合”地位功能尚未充分体现等困境。为此,要充分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激发乡村德治建设的内生动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村规民约的道德赏罚功能;坚持“德治为先”,将德治建设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从而提升乡村德治效能,进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民商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形态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于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在司法适用中仍面临诸多难题,亟需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在电子证据的内涵方面,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界定,使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司法实践方面,应明确电子证据存在着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较弱、采信率普遍较低、有效的举证形式过于单一等适用障碍;在对电子证据的审查方面,应着重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采用区别于传统证据的认定规则。此外,法院还应在智慧法院的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实现电子证据档案保存的无纸化。     

论企业合规中检察职能发挥的核心要素与模式选择

我国当前严峻的企业犯罪形势下,传统的企业犯罪治理模式捉襟见肘。作为企业自治与国家治理结合的成功范例,刑事合规制度在企业犯罪治理中有着独特价值。刑事合规制度源起于西方,制度移植中面临着本土制度土壤刑事合规激励机制缺位、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动力不足的状况。设置刑事合规激励机制需要解决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修改、刑事司法权力重新定位、司法职能拓展等诸多问题。检察机关开展企业合规不起诉主要依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主导责任与社会治理检察职能的履行等三大核心要素,存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探索中形成的两种范式都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等问题。引入撤销不起诉机制,尝试制度探索的第三条路径,可以扬长避短,实现对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约束的实质化,进而提升企业合规治理的有效性。     

论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治理

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行为”的规定并没有在具体的证据规则设计和程序设定上得到回应。要在程序上治理刑讯逼供行为,应当在程序上建立起“自律性”制度,规定程序性违法的“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引进“他律性”措施配套,以遏制刑讯逼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