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意图、推进与问题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实施五年来,已构筑了对东部邻国基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治理网络,双方在加强政治对话、增进经贸往来、促进司法和内政事务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入盟前景未包含在该计划中,欧盟对东部邻国的义务感和财政资源投入逊于入盟目标国,且东部伙伴国在深化与欧盟关系的意愿与步伐上并不一致,欧盟东部周边治理难以取得预期成效。俄罗斯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挤压其"势力范围"而不断抵制。2013年底欧盟推进与乌克兰双边合作的步骤激化了俄欧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危机的持续效应使欧盟不得不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调整。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全球化进程中法治基础的转变——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全球治理为出发点

全球化进程使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发生变化,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传统法治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世界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待法治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法治的政治基础问题,这也是中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践检视及调适路径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转型期我国治理事故灾害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上属于风险管理的制度工具。基于风险控制而产生的保障义务,应作为不同层面法律责任划分的依据。现阶段,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度仍面临边界不清、执行不到位、尚未形成治理合力等实践难题,不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进一步释放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制度效能,需要在公共安全治理的框架下,完善安全生产治理结构,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体系。     

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内在逻辑及裂隙整合

以技术为中心的算法治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生命治理发展并完善了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贡献和挑战。本研究从“技术-科学”“结构-过程”“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六个属性分析了算法治理的逻辑,从抽象价值、整体统计和个体关照三个维度六个层面探究了算法加持的生命治理逻辑,以及二者之间的裂隙与整合;同时,认为要防止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整体异化,即算法逻辑、管理逻辑和价值逻辑整合的“技术嵌入-系统扩散-裂隙生成”异化过程出现。为完善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提出要在价值性构建、制度建设和完善、算法效率与安全平衡、治理环境生态系统方面实现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创新性整合。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政府绩效评估何以催生基层繁文缛节负担?——基于多层级治理视角

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己任,力求破除繁文缛节、实现绩效改进;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考核评估行为反而成为繁文缛节的诱因,产生沉重的规则负担和行政成本。本文从目标设置、过程监测和结果利用三个维度,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如何在多层级治理情境中催生基层的繁文缛节：第一,绩效指标在压力型体制中层级分化,规则类指标取代结果类指标成为基层的中心任务;第二,多层级信息困境导致督查巡查成为关键监测方式,将规则类指标进一步变现为基层政府的行政负担;第三,负向激励和满意度评价的不可控性扭转了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以繁文缛节规避问责风险成为其策略选择。基于此,未来政府绩效评估应从优化内部反馈机制、推动外部有效参与和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调适改进。     

公共事务治理的广度、深度与力度——需求溢出理论关于政府职能的三维定位论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最热门的学术话题之一,政府职能定位在国际上主要受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宏观理论流派的影响。鉴于上述宏观理论在实践层面对于解决政府职能定位问题不够明确,有必要构建一种便于实践操作的关于政府职能的微观理论。由此,需求溢出理论基于自身的理论逻辑,以公共事务为政府职能的定位之锚,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职能的三维定位论：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广度(即公共事务范围),作为政府职能的横向职责维度;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深度(即公共事务治理程度),作为政府职能的纵向职责维度;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力度(即公共事务治理的资源支持),作为政府职能的权能维度。由此,政府职能定位等于政府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的定位。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近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遭遇系统性震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发酵,热点、难点问题交替升温。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既是金砖机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经济合作的内生要求,也是金砖国家重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因解构与建构而导致失序和失衡,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外挑战前所未有。为应对各种挑战,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的利益纠葛,不断创新思维、设立新平台,助推金砖机制建设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