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负担大幅减轻，尤其是2004年中央1号文件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种田效益显著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也日益突出。我们就这个问题在湖北省襄樊市作了一些调查。     

试论我国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机制的不足及其完善

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我国整个解决纠纷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具有内容广泛性、专业性和便捷性等优点。但我国目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调处的效力、方式、程序以及调处机关独立性、公正性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新疆农牧区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新疆农牧区环境纠纷数量逐年递增,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结合农牧民环境纠纷解决途径不畅及农牧民对诉讼救济的疏远现状,为及时化解矛盾,有效解决农牧区环境纠纷,应构建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新疆农牧区环境纠纷调解制度、行政处理制度,明确乡(镇)政府在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涉不动产纠纷诉讼管辖之类型化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及新司法解释第28条规定了不动产纠纷案件之专属管辖。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涉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却出现了诸多的混乱甚至是矛盾的情况。主要原因即在于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模糊和不完整导致实践中涉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之适用范围不能得到明确界定。管辖作为诉讼的入口,是公平正义的外在体现,必须对涉不动产纠纷诉讼管辖问题系统审视,通过类型化研究对其进行分类界定,即物权行为引发的不动产纠纷、债权行为引发的不动产纠纷以及身份行为引发的不动产纠纷,并分别明确其管辖适用,从而符合其制度设计之目的。     

800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中西部19个省份 近百万受援人受益法律援助“1＋1”行动

近3年来,近800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投身于法律援助＂1＋1＂行动。截至2012年8月,法律援助＂1＋1＂行动覆盖了西藏、新疆、青海等19个省（区、市）的300个县,受援人数近百万人。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和大学生深入贫困地区,努力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3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3万多件,为近百万人提供了优质法律服务,协助当地政府化解群体性纠纷近4000件,开展法制讲座近2000场次,解答法律咨询近千万人次。3年来,＂1＋1＂志愿者队伍中走出了5位全国优秀律师、68位省级优秀律师、65位二等功臣,获得其他表彰和荣誉的多达几百人次。     

立政不忘固本之责 为民不移公仆之心

2008年至2009年是普洱市信访及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江城县移民因土地和生存问题上访事件、交运集团江城分公司职工越级上访、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引发的各类权属纠纷、曲水乡农民与云胶江城分公司土地纠纷等5000余件矛盾纠纷和上访件纷至而来。经过3年多的努力,2011年下降到325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形成了一整套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理论体系。     

商家最终解释权属霸王条款

中秋小长假期间，折扣券、礼品卡、VIP会员卡满天飞。在大大小小的优惠促销活动中，“最终解释权”一词常常映入消费者眼帘。发生消费纠纷时，商家一旦亮出“最终解释权”这道护身符，往往就能“化险为夷”。     

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创新人民调解工作发展新模式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司法局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人民调解工作“福田模式”，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推进自贸区建设背景下涉台投资纠纷确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思考

虽然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具有众多优势,但是仲裁并未成为台商在考虑纠纷解决方式时的首选。其原因在于台商认为大陆的机构仲裁存在一些局限性。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具有一系列优点,可缓解台商的担忧。因此,可在自贸区的涉台投资纠纷解决中确立临时仲裁制度。     

委托调解主体创新研究——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2015年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促使大量案件涌入法院,从而加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社会化的法院调解通过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协作能够提高法院工作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实现法律社会,其在效果上比法院调解更有优势。法院调解社会化是以调动多元社会控制方式为其价值取向,委托调解是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载体。因此,基于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我们需要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充分激活具有当地特色的乡土资源并培养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解纷队伍来实现法院调解社会化的价值。这不仅能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化解当地案多人少的矛盾,还可以节省其司法资源、促进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