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朝鲜“摘帽”的前前后后

今年10月11日，美国正式宣布将朝鲜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删除。摘除“支恐国”这顶“帽子”，朝鲜等了整整20年。     

有限的回击：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制裁行为

通过对中国经济制裁事实的梳理,本文指出2010年后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意愿上升了。研究表明,2010年后中国的经济制裁呈现出有限的回击的特征,即经济制裁的强度较低、实际运用的范围有限,且经济制裁仅用于对他国侵犯中国国家利益时的回应。中国运用经济制裁的逻辑在于,中国国家利益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增加,推动中国在传统的外交与军事手段之外寻求新型反击方式,而经济制裁因其有效性、和平性、灵活性等优势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促使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意愿上升。然而,中国与目标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对称性、目标国的低脆弱性与升级战略的可行性等因素,又导致了中国经济制裁的有限性。经济制裁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强制性外交政策工具,但迄今仍处于辅助性地位。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2014—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

<正>2014年的全球经济复苏基本得以巩固,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物价稳中有降,公共债务水平总体稳定。与此同时,各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低速增长通道,缺乏增长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     

2020年代动荡局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本文旨在描述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动荡不安、充满极端不确定性因素和多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开展经济合作的前景。文章指出,在去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及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性质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文章认为,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为俄罗斯和中国在贸易、外汇、技术和能源等众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论国际经济制裁对海上保险的影响——以伊朗制裁为例

国际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针对特定对象施加的直接或间接限制或禁止其经济活动、资产利益的强制措施.联合国、欧盟、美国均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涉及贸易、航运领域,相关制裁规则的制定及执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海上保险的提供、理赔等环节均产生了诸多障碍.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经济制裁的影响,欲维持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中国可在制裁规则的框架内或突破制裁规则予以应对.     

美国威慑战略与俄乌冲突北大核心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进行了威慑战略布局,提出了旨在威慑俄罗斯的战略倡议,并强化了与乌克兰的安全合作,提升了乌克兰的威慑能力。2021年11月,俄乌关系再次恶化后,美国反复向俄罗斯发出大规模经济制裁威胁。不断公布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情报,强化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试图吓阻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一努力失败了,但是美国借助对俄罗斯的空前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威慑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