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经济50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理和政策指引下,过去50年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必将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之列。50年代初,当我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经济时,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一个简单问题——“他们怎么养活所有这些中国人?”在执政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表示敬意甚至赞扬,因为他们不仅能养活比50年前多两倍多的人口,而且给中国消费者提供了手表、洗衣机、缝纫机、彩电、收录机和影碟机。在中国的消费者中,有一部分人已用上了移动电话、电脑、甚至私人轿车。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和帮助就业

社会上有失业，这是不是政府的责任？大多数人的回答大概是肯定的，但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     

降价策略怎么“玩”？

近日，与学经济的师兄谈微分方程，基尼指数赫然印入脑海。 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斯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值表示不平等程度。     

外国法学家之窗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著名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边沁出生于律师世家。1763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进入林肯法学院，并在高等法院法庭中做见习生。176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禽流感对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

禽流感的最大影响来自恐慌 两年前的“非典”给社会留下了什么？可能没有什么比普遍的心理恐慌更让人能够记住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了，而无知，是导致社会恐慌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原因。今天，面对可能存在的对人类的另一场灾难——禽流感，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已经“未卜先知”地对禽流感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从多个角度给出了严重警告的信息。不堪、重创、祸患……一系列触引京心的字眼最近频频出现，用以形容禽流感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经济杀手”是一些拿着高薪的专业人士。他们以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的名义。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     

茅于轼：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在北京东南的方庄小区，一幢幢高楼丛生林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这家蜚声中外的民间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的一幢平凡的公寓楼里。而这里却是中国经济学界星光大放送的地方，它聚集了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刘世锦、张宇燕、唐寿宁、张平等一批中国社科院的知名学者，     

薛暮桥在桂林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 出生于江苏无锡,2005年7月22日于北京逝世,享 年101岁。上世纪30年代初,薛暮桥在桂林传播马 克思主义学说,对当年广西青年一代产生很大影 响。而他时年只有28岁。为纪念薛老与桂林这一段 鲜为人知的情愫,特撰此文,以餮读者。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又名薛雨林,笔名余霖。著     

封面设计说明

关于贫富差距,无论是在政府论坛(人大会、政协会),还是在百姓坊间,已经议论得很多了,这是公认的事实。经济学家提供的和我们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吉尼系数(多种数据),没有一个不超过0.4,高的达到了0.445。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为“比较合理”,并把0.4作为收入分配     

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如今的中国被看作“世界工厂”,生产线上工人越来越多地出卖简单劳动,经济学家越来越关心GDP的增长,计算着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平。这种做法,就像计算靠“刷盘子”的收入,多少年以后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一样可笑。中国的GDP增长率固然很高,但是,人们也许没有想过,仅靠“刷盘子”,就是再干100年,也仍是个二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