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拥有了整个世界

你为什么总是不快乐?你为什么总是充满忧伤?古希腊哲学家艾皮科蒂塔说:"哲学的精义,就是一个人生活上的快乐,来自尽可能减少对外在事物的依赖。"而罗马哲学家塞尼加的观点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如果你一直觉得不满,那么即使你拥有了整个世界,你也不会开心。"是的,即使我们拥有了整个世界,我们也与其他人一样,每天同一个时间见到阳光,每天一样经历风雨,每天吃三顿饭,     

腾出时间做一个真正的领导

古罗马哲学家马克·奥勒留的著作《沉思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事情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他由此得出结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应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是又在做无用功了？”     

文明的冲突与权力的博弈——以教廷多罗使华的中国"礼仪之争"为中心

1705年罗马教廷多罗使华是康熙年间中西关系的重要事件.多罗与康熙围绕"中国礼仪之争"所产生的冲突,彰显了自利玛窦入华以来耶稣会士传教的"适应策略"与教廷坚持原教旨路线论争的矛盾升级.挖掘中文档案文献材料,对多罗使华的整个使华过程,特别是多罗在京期间与清廷的交往、康熙谕令在华传教士"领票"政策出台及其实际情形做了细致的评述.罗马教延坚持原教旨的立场最终迫使清廷采取"禁教"的举措.     

和平的保卫者——浅议马西利乌斯的反教权观念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ofPadua）是西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Pacis）自1324年完成以来便受到广泛地研读。乃至后来身处启蒙运动中心的学者霍布斯、卢梭等都曾研习他的著作,借用他的观点。在其代表作中,马西利乌斯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捍卫了世俗政权,为后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作出了铺垫。本文从《和平的保卫者》书中的观点和马西利乌斯所在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马西利乌斯的反教权观点,这种观点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马西利乌斯心目中的和平。     

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一、中西方文化基础比较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在于多样性。多样性的文化更具活力,更具互补性;单一的文化更容易消亡。多样性的文化适应变化的能力更强;单一的文化类型容易僵化、保守,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许多种族消亡了,比如匈奴、鲜卑、契丹、党项等等,这固然与外来种族入侵、物质生产的落后有关,但文化的单一和落后也是其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些文化消失了,但它们存在的历     

图书积累会影响一国之国运

正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说,曾有过五次大的文化积累,实际上是四次大出书活动,对世界进程发生过大的影响。这就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积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积累;18世纪中叶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文化积累;19世纪中叶在总结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后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积累;20世纪中叶进入信息时代后新知识的积累。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大的文化积累。第一次是汉初对先秦文化的整理。这次积累,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基     

“世界最矮男人”在罗马去世

世界最矮的男人何平平已过世,享年21岁。他在站立时,只有75公分高。何平平是中国人,患有原基性侏儒症（primordialdwarfism）,精确的身高是74．61公分。他在意大利罗马参加电视演出时,感到胸部不适。随后他被送往医院,结果不治身亡。     

小白眼里的“那件事”

小白的第一部文集《好色的哈姆莱特》,一出场就惊艳读者,前面有陆谷孙教授和作家陈村的序。说性而雅,颇受一些读书人的推崇。他写了毕加索对性的追寻和困惑;写了女画家玛塔拉对性的爱好和完好结局;当然,莎士比亚的语言中隐藏着大量性的元素;他还写了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的性癖好……     

论我国邻接权制度的改进——以“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法保护切入

"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法保护争议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著作权法设置的关于录像制作者权的邻接权制度。《罗马公约》中并无录像制作者权,并非当时录像技术尚未成熟所致,而是在视听作品著作权保护规范完善的情形下,录像制作者权的邻接权规范并无必要。邻接权之所以叫"邻接"权或"相关"权,其根源在于邻接权与他人权利尤其是著作权相关,且邻接权人并未创作出全新的作品。邻接权客体存在独立价值,需要对其赋予独立于作品著作权的保护。邻接权制度致力于对邻接权进行充分保护的同时不减损与其相关的著作权等权利的保护。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录像制作者权的建构误读了邻接权的宗旨,司法实践误将"创作高度"的高低作为著作权客体与邻接权客体的划分标准,导致著作权法理解与适用的混乱。2020年《著作权法》仍保留录像制品这一概念。在法律适用时,应严格限制录像制品的外延。     

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法律机制接轨的应对性思考

目前,中国还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采取这一立场的主要原因在于《规约》中的不少规定都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涉及非缔约国的主权。中国应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中国问题的合法性,完善国内立法,同时利用《规约》的有关规定维护我国利益,寻求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接轨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