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飞区问题与中国的外交两难

设立禁飞区是一种国际干涉的中间道路,西方国家设立禁飞区目的是在侵略与合法性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从而凭借联合国授权、以有限的军事手段实现有限的干涉目标。设立禁飞区的动议并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但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或默许,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大行其道,并正在朝着国际规范的方向演化。正因如此,中国在禁飞区问题上面临多重外交两难,中国外交承受着新的调整压力。     

边防涉外人员素质研究

边防涉外人员的素质对促进我国与外国的友好外交,推动我过外交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边防涉外人员素质的概念,现状等进行论述,最后对如何提高边防涉外人员的素质提出相关建议.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评析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在经过三届内阁的摸索后最终明确了方向。新战略不仅体现了民主党主流派的意志,也表现出对自民党政策的高度继承性,说明日本朝野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从内容看,新战略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新战略以一系列长波因素为基础,因而具有持续性、总体稳定性,方向不会逆转。美国因素将持续发挥推动作用,日本政局、财政状况可能影响到战略展开的节奏与力度,对华负面心理若遇偶发因素刺激或将导致脉冲式政策反弹。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必须要面对制定法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要建立相关制度对制定法存在缺陷及时进行弥补,维护司法权威,确立司法公信。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在此背景下产生,作为成文法背景下的"判例法"制度,其在确保同案同判、确立司法权威、提升司法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应在适用技术、人事激励、制度层面等方面全面推进。     

《旅游法》出台旅游迎大考

2013年10月1日，我国首部《旅游法》正式实施。这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全面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这部对当前旅游市场“潜规则”刀刀见血的法规，既倡导和推进国人文明出游，又保障了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也让旅游从业者考量着如何在洗牌中生存下来。让中国旅游业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部法律的实施。无疑将给中国的旅游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     

卷首語

【正】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然落幕,其影響卻仍在持續。尚未從媒體對於全會《決定》熱切而持久的討論中回過神來的人們,可能還沒有發覺,最高人民法院已經開始積極推進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司法部正在部署從獄務公開制度、社區矯正立法、律師制度等方面貫徹落實中央關於司法行政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環保部已與公...     

解读《反家庭暴力法》对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

2016年3月1日,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在《反家庭暴力法》制定过程中,强制报告制度、紧急安置制度、告诫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最终被该法以法律形式确认,成为该法创设的重要制度。在针对未成年人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方面,该法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中也规定了特殊保护制度。一、"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给予特殊保护"写入基     

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不可回避的议题,具有现代风险的人为性、延展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伴生物.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制的罪名已经初现体系,但尚不足以应对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关刑法理念和规范的转型很有必要,至少应当通过调整食品安全犯罪的归属,增加此类犯罪的行为方式,细化此类犯罪的刑法配置等手段,加强对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经济法责任制度再释:一个常识主义立场

在诸如法律责任等基础性问题上形成共识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学界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仍存有分歧,甚至在偏离法学常识的立场上建构经济法责任体系,如产生综合责任或他法责任等观点。理性认识经济法责任,应区分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责任、经济法主体的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之间的界限;同时要明确,法律责任设定应有限度,应考虑责任追究的可能性与实际效果。基于此,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与追究模式应因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为管理主体设定责任应体现双罚制,对管理者本身主要追究行为责任,对其人员则可在法律责任之外施加政治责任;为市场主体设定法律责任大多时候只需单罚,仅在特定情况下才需考虑双罚,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体现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与声誉责任的复合。     

PPP规制中的立法问题研究——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

随着PPP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展开,PPP立法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PPP不是万能的,立法也不是万能的.在对PPP进行制度设计时,需要考虑到PPP在我国主要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而相关法律规则均为法律位阶较低的政策性立法.因此,从法政策学的视角出发,需要对惯有的立法思路和规制模式进行深刻省思,面对当前庞杂的PPP规则体系,应当从PPP规制工具金字塔的角度,重新厘清法律和政策的互动融合关系,并根据规制目标,综合利用法律、政策、指南和合同等规制工具,建构一个立体的、层层递进又相互勾连互补的PPP规则体系.而PPP统一立法应以理性推进、建构框架和设定界限为目标,同时应基于本土问题,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并对关涉PPP发展的核心内容进行框架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