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三个前提性条件

当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满足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具备的三个前提性条件,即:服务型的政府、有脊梁的大学、有力量的联盟。满足这三个前提性条件,既需要政府深化改革,推进职能转换,也需要大学自身作出变革,并需要"龙头大学"勇于担当。     

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发展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由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倡议成立的太平洋联盟自2011年4月开始组建后快速发展。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和快速发展是本地区一体化分化和重组的结果,也表达了这些国家对巴西主导的南美一体化发展的不满,希望拉美一体化重回经济,特别是自由贸易的轨道,同时也有太平洋联盟国家自身战略及政治上的考量。此外,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太平洋联盟是目前拉美最具影响力和经济开放的一体化组织,随着合作的快速推进及新成员国的加入,其实力、地位还将进一步壮大和提升。太平洋联盟的成立将对南方共同市场、拉美和西半球一体化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从欧盟建立“财政联盟”的曲折历程看欧债危机化解的前景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深化和扩展，不仅危及欧元和欧盟的前途命运，而且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对中国的外贸出口也有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是当前国际形势中一个备受关注的世界性问题。     

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摘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高瑞华委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六次全会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深化我省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三点建议:一、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促进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研发机构聚集;加强以企业牵头的协同创新,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努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中国民营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以股权合作为主要内容的跨国并购正日益让位于非股权性质的跨国战略联盟,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完善价值链条、强化企业能力、形成合作竞争优势。对于资金和人力资本都相对缺乏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应该利用自己的相对技术优势、相对区位优势、相对内部化优势和特殊产品的优势,摆正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选好对象、确立目标、构建好企业的多元文化,扬长避短,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全球化发展道路来。     

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

结构性矛盾是大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所导致的相互排斥状态。崛起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是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就其过程而言,结构性矛盾其实生成于崛起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和主导国对崛起国影响力的排斥过程中。中国周边地区结构是双重的。在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影响印日澳等地区大国各自在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也随之而来,由此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作为体系变量,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提供了结构性驱动力,包括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和行为方式,以及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诸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既然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那么推动强结构性矛盾向弱结构性矛盾转化,对于弱化印太联盟体系的压力也就具有战略意义。     

威胁认知、安全供给与北约扩张的逻辑

冷战结束后欧洲地区维持了近三十年的总体和平,伴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而彻底回归到权力政治时代。北约是理解欧洲安全动态的关键,欧洲的和平由北约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则与北约扩张紧密相关。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在成员规模、行动空间和功能领域三个方面不断扩展。关于北约的存续与扩张,现有研究主要从北约的制度属性、成员国共享的价值理念、美国维持霸权的需要三个角度加以解释,但都无法准确理解后冷战时代北约扩张的全过程。作为一个具有集体安全属性的军事联盟,北约创建与维持的动力来源于成员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与联盟安全供给能力之间的匹配。冷战时期,北约与成员国将苏联视为紧迫威胁,由此建立起安全供需平衡。尽管苏联解体破坏了这种平衡,但北约独特的制度设计赋予其高度的灵活性,提供了双方在其他安全问题上重新形成供需平衡的可能性。在后冷战时代,族群冲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对俄罗斯的担忧仍然存在,这些因素重塑了成员国的威胁认知,推动北约通过不断扩张来调整安全供给能力,以匹配成员国的安全威胁需求。北约扩张的过程由战略理念、机构改革、能力建设和情报共享四个部分构成,核心目标在于适...     

美日同盟中日本对美战略依附性考察

二战后日美缔结了不对等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全面依附追随美国,素有美国“附庸国”之说。日本对美战略依附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根源,在日本战后改造和发展进程中,对美结盟带来的现实利益掩盖了对美依附产生的民族自尊心伤害,无奈接受虽不平等但符合国家利益的对美关系,成为日本社会主流认识。日本对美依附归根到底是对本国利益综合权衡的结果,当前和今后考虑是否维系对美不对等关系主要取决于四方面因素——价值认同、政治回报、经济利益和安全保障。只要上述动因不发生全面颠覆性变化,“美主日从”的基本架构难以发生动摇。同时,在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和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日本对美心态和政策取向也会在“向心”和“离心”之间持续摇摆,同盟困境始终存在。而美国为维系全球霸权,不会放弃对日掌控,同时也会加大对日借重利用,赋予日本更大自主空间,促日分担更大责任,使日本对美依附性呈现表面上的弱化。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权威与议题联盟选择

全球治理中的次级力量是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外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或国家群体）。什么影响了它们组建议题联盟时的选择变化？本文认为解题的关键是权威,即一方在国际制度中引领他方、使他方自愿跟从其所提治理规则的能力。权威能分离成权威追求和权威基础这两个子因素：前者指追求在国际制度中进一步引领他方,后者指在国际制度中已具备的使他方自愿跟从自身治理方案的能力。本文假设,权威追求的差异导致对于议题联盟对象的选择差异,权威基础的差异导致对在议题联盟中所扮演角色的选择差异。据此可形成一个包含四种议题联盟选择的解释性类型学框架：集团内追随、集团内领导、跨集团追随、跨集团领导。对欧盟和巴西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案例分析能够对此进行验证。     

海外赤子神州行——美国“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国庆参访团纪行

以美国资深教授程君复先生为首、卢代仁先生为团长的美国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国庆参访团一行十二人,在“美国9·11爆炸”的尘埃尚未落定,就不畏险阻,辗转数万里飞度关山,风尘仆仆回到祖国参访。国家和人民给予赤子们极大的关爱和支持。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国务院钱其琛副总理和各级领导的热情接见,全国政协万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