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留苏岁月 难忘深厚友谊（二）

在耀邦同志带领下，中青团誉满世青联欢节 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每隔两年举行。第六届是历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有１３１个国家的３．４万青年参加，代表着１０００多个本国的和国际性的组织。 出席第六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是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副团长是马约翰（兼体育队总领队）、周巍峙（兼青年艺术团团长）、项南、吴学谦（后二人均是团中央书记）。代表团的规模，仅次于东道主苏联，有１２００多人。团员有各省的青年团领导干部、各民主党派的青年代表、民族的代表、英雄和工农业生产劳动模范、知名的青年科…     

新中国乡镇政权历史演变

20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决裂被视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地震”。其实，两国本不必闹得撕破脸皮，只因一起神秘的“潜艇叛逃”事件让阿尔巴尼亚政府感到羞辱，最终导致苏阿公开翻脸。近期，俄罗斯《军事检阅》杂志才揭开其中的秘密。     

运用唯物史观基本观点评析苏联解体

将苏联剧变、解体的原因总的归结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论点是错误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苏联解体进行分析即可发现,其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放弃了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改变了社会主义改革自我完善的性质;改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抛弃了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修改宪法,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其结果必致亡党亡国。     

世纪黄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黄埔军校校史研究专家陈宇访谈录(续二)

记者:为什么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陈宇:黄埔军校的建立并非偶然,它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以武力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体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迫切需要。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寄予希望,并携手通力合作,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军校创     

苏联官员也曾快速复出

照我们“槛外人“的看法，一位官员如果在任内被问责丢了官，就几乎跟官场绝缘了。理由很简单，阁下所以被问责丢官，乃是实践证明你不适合做“人民公仆”，最好的归宿当然是闭门思过、反躬自省。     

我看“经济总量第二”

有了经济第二,不折腾,接着干,就会有其他的第二,甚至第一。中华民族,振兴之路,荆棘丛生;振兴之路,前途光明。瑞士,达沃斯小镇,一年一度的高端论坛落下帷幕。除欧债危机的话题外,中国无疑又成为论坛的主角。     

回忆彭真同志对东北回族人民的关怀

彭真同志祖籍山东，1902 年10月 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候马镇垤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     

寻求合作共赢:上合组织吸纳印度的挑战与机遇

在2017年6月阿斯塔纳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给予印度与巴基斯坦正式成员国身份,实现了成立后的首次扩员。对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上合而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活动区域的扩展,将对其内部权力结构、利益模式、合作空间以及整体发展前景产生深远影响,而印度在上合内即将扮演的角色尤受瞩目。全面评估印度在上合的利益诉求,充分认识扩员的挑战与机遇,积极探索上合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的路径,是上合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扩员相关质疑的必要回应。而构建一条关于上合决策与研究的新思路,则是中国学术界应有的理论自觉。本文系统梳理了印度与上合及中亚成员国的互动过程,对印度谋求"转正"的现实诉求和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入分析。面对扩员后的新形势,上合应着重从经贸合作、安全合作以及调解成员国冲突等三个方面进行自我调适与提高,为组织本身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并为所有成员国构建一个在欧亚地区合作共赢的空间。作为对上合扩员最为敏感的成员国,中国除协同与引领其他成员国参与上合的调适之外,还应发掘扩员在国际制度发展、地区融合与中俄印三边互动等方面带来的机遇,发展出一种超越国别与短期利益的全新的上合决策与研究路径。     

“贝利亚事件”的历史考察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坛上的重大政治事件。1953年6月26日，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内务部部长的贝利亚，突然被秘密逮捕，随后被苏联当局指控“反党、反国家罪行”并被枪毙。苏联当局对“贝利亚事件”的正统说法沿用了近半个世纪。“贝利亚事件”的真实面目鲜为人知，实际上，当年的指控是凭空捏造的，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它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     

我亲历的中苏高层关系破裂

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为顾达寿)曾长期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在当代中国出版社日前出版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中,顾达寿披露了中苏关系破裂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