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司法主权及其行使——从“阿克毛死刑案”说起

英国人阿克毛因携带巨额毒品被判死刑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反应。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和法律学角度，诠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互不理解造成的冲突。笔者认为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是建立在过时的绝对主权论之上，阿克毛被判处何种刑罚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关心阿克毛的生死是英国人的主权。笔者同时提出国内刑罚执行体制上的缺陷：赦免制度缺失，建议尽快将赦免法列入立法规划。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死刑赦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死刑赦免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死刑赦免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我国宪法规定了赦免制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及了赦免。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总共进行过7次特赦,之后没再实施过。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政治昌明的今天,构建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赦免：因应腐败犯罪之良策？

求助于常规的反腐手段,似无法突破"越反越腐败"之怪圈.而作为法治例外与补充的赦免制度,具有缓和矛盾、彰显德政、荡涤旧痕、与民更始之刑事政策价值.只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考量,能够在整体上取得有益于国家与社会发展之功效,依法适时对腐败犯罪行赦亦未尝不可.当然,赦免只是因应腐败犯罪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规手段,只有辅之以官员财产申报等相关配套制度,才能真正开创反腐败的新纪元.     

论赦免的概念及其属性

本文首先对现代意义上赦免之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赦免所具有的补充性、强制性与象征性的外在形式特征.随后,论文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赦免权的内在属性.     

"刑变罚恒"的价值背离及其重塑

刑法修订带来的法定刑变更势必会对刑罚的执行产生影响,修改前后法定刑的巨大差异甚至会导致"同罪异罚"之局面.考虑到量刑的价值依据是公正,行刑的价值依据在于矫正,如何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彰显刑罚的价值,并化解"刑变罚恒"之弊病,便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赦免制度无疑是最合适的救济路径,但因立法、司法等诸多因素所限,短期内尚难以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比较而言,减刑、假释制度仍可谓我国当下最实用的应对之策.     

论死刑赦免制度之激活

赦免制度在我国久未启用,而激活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具有政治、社会、司法价值,而且对于缓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消除社会矛盾,减少死刑误判都具有重要意义。出于国防、外交等国家利益以及人道主义考量,对死刑犯可以考虑赦免,但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死刑犯则不能赦免。     

问题官员“赦免”调查

2009年,部分学者呼Ⅱ于“赦免贪官原罪”,在理论界引发关注;去冬今春,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再次提出类似观点,激超更大规模的社会讨论。 “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杲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李永忠的这番表述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在“危言耸听”。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宽严相济取代严打的社会背景,依法治国深入发展的法治背景下,赦免这一话题重新受到理论界关注,也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具体而言,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赦免种类看,我国目前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的仅特赦一种;二是即便特赦,宪法也是点到为止,只规定     

从国际人权公约谈赦免的法制化

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请求赦免。我国目前的赦免未完全脱离传统的赦免,应建立现代赦免制度以实现其社会功能。因此,首先要修正我国人权宪政体制,其次制定赦免法,增设赦免种类,设立专门机构受理赦免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