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控疫情补好"法治"短板

2月10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2月18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在短短的天时间里,省人大常委会连续召开两次常委会会议,作出两项《决定》。     

严惩舌尖上的犯罪 还须完善责任体系

正日前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拟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要求吃濒危野生动物,追究埋单者刑责。解释草案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非法用途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     

陕西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竹鼠和獾等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封控隔离措施的补充通知(陕林护字〔2020〕21号)

西安、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市林业局:1月23日,省林业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竹鼠和獾等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进行封控隔离的紧急通知》(陕林护字〔2020〕18号),要求对竹鼠和獾等可能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实施封控隔离。从目前进展情况看,封控隔离措施落实还有较大差距。为了进一步落实竹鼠和獾等可能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封控隔离措施,现补充通知如下。     

保护野生动物抑或保护国家所有权——从私割鲸肉应否处罚谈开去

割取死亡鲸肉的行为未被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分则所明文禁止,依《野生动物保护法》总则和《物权法》关于"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这种行为可认定为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对此类行为亦予以禁止,但其理由却非基于国家所有权,而是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需要。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国家所有权与物权法理论有诸多难以相容之处。野生动物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实为一种公法上的所有权,与私法上的所有权不同,故应适用不同于私法规则的公法规则。国家对宣示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自然资源并不拥有独占和排他的权利,在以禁止、许可等方式限制公众利用公共自然资源时,不应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而须考虑公共利益。也不得在法律未明文禁止的情况下,以"盗窃"财产为由处罚利用公共自然资源者。     

刑法如何关切动物的痛苦

"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法律同痛苦聚焦在了一起"。边沁提出,最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带来最大痛苦的行为。动物能够感受苦乐,因此在判断人的行为的对错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换言之,如果以一种导致痛苦、难受和死亡的方式来对待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大熊猫国内借展管理规定

1.2011年7月25日国家林业局令第28号公布2.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为了加强大熊猫保护,规范大熊猫国内借展管理,保障大熊猫圈养种群健康发展,提高公众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借展是指以文化交流、科普宣传或者公众教育等为目的,借出或者借入大熊猫进行展览的行为。第三条借展大熊猫应当遵循科学、适度的原则,不得危及大熊猫圈养种群的发展,不得以单纯营利为目的。第四条借展大熊猫     

野性的呼唤—让东北虎重返山林

阳春三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阳岛上还是一片皑皑白雪。太阳岛是中国著名的旅游景区，岛上除迷人的风光外，吸引人的还有一群东北虎。 用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养虎东北虎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为保护这些尊贵的“森林之王”，国家在太阳岛上专辟了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营造了一     

孟加拉国：铁腕反腐出奇景

最近，孟加拉国街头出现了一番“奇景”，军警们常常随意就能捡到超豪华的东两——价值几十万美元九成新的悍马越野车，价值十几万美元的珍稀野生动物，等等。据统计，仅3月上半月，孟加拉全国的军警就捡回了120辆宝马、奔驰、沃尔沃、悍马等豪华车，大多数车况良好，有的甚至只开了不到1000公里。至于捡到的珍稀动物就更多了——89只野鹿、21只野鸡、9只孔雀、1条鳄鱼和1头黑熊。有意思的是，当相关机构带着军警向豪华车和动物原主人核实情况的时候，他们竞一致矢口否认自己曾是这些豪华车和宠物的主人。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以“深圳鹦鹉案”“大学生掏鸟窝案”为例

关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聚焦争议点在于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否都属于刑法打击的犯罪对象,司法解释明显表现出扩大刑法打击的趋势。从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看,应该区别对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商业性人工繁育物种。违法性判断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进行法益侵害性的价值判断,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传统秩序法益存在“法益性的欠缺”,同时其空白罪状挑战着罪刑法定原则,应结合法益侵害说判断行政违法和刑事不法“质”与“量”的区别。法定犯时代,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代表的环境犯罪,前置法规定具有高度专业性、行政管理色彩,法条具体的适用应考察行为人有无违法性认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