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人指令与资产管理人责任边界:以信义义务为分析视角

合理认定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的边界,是当前资管纠纷案件的裁判难点。实践中,对资产管理人未完全依据委托人的指令行事,资管产品收益未达委托人预期时,资产管理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讨论值得关注。与纯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同,资产管理人享有特定的投资决策权,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为信义关系,因此,责任的承担需以违反信义义务为前提。以委托人诉红土基金案为例,管理人遵循公平交易原则进行减持符合忠实义务的要求,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可操作性的考虑则是履行注意义务的体现,其尽到了管理职责,履行了信义义务,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信义义务救济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合同责任的认定来实现。管理人对减持指令性质的认识和对公平交易原则的理解,是判断其是否违约的重要因素。     

织密惠商“解纷网” 走好护企优商路

句容市下蜀镇地处南京都市圈、宁镇扬一体化核心区域,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全国重点镇、镇江市重点制造业板块,镇域面积130.9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5万人。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吸纳规模以上企业45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31家,规下及小微企业50余家。近年来,随着园区入驻工业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下蜀镇外来人口数量突破万人,社会治理点多面广、形势复杂,尤其是商事、劳资等涉企纠纷数量随之攀升。由于缺乏预防和处置矛盾风险的经验,一些企业刚刚起步即深陷多重纠纷之中,对企业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银行风险处置的公共选择考量与制度建构

金融危机后,各国在银行风险处置的理念和处置措施上已取得一定共识,但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相应具体制度设计有所不同。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监管俘获的产物,银行风险处置立法可以缓解监管俘获问题,但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处置机构之间可能涉及机构竞争与利益冲突问题。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与《金融稳定法(草案)》在部分吸收域外风险处置措施的同时,制定了银行风险处置机制,但这些规定仍存在一定缺陷,并可能影响相应制度建构的客观实现效果。路径依赖和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作为理论工具,分析我国银行风险处置的立法模式选择和深层次的制度考量。从形式与实质双重角度而言,立法模式、处置机构的权力配置、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涉及不同主体在风险处置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力量对比并且影响条款的最终内容。故此,应通盘考虑银行风险处置制度的建构与立法目标,以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     

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物联网技术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痛点。目前,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也即自有资金的内源融资,外源融资较少。银行贷款是外源融资的重要渠道,囿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家底薄,可用于抵押担保的不动产资产不足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不稳定、信用风险高,银行贷款的约束性较强。传统的金融模式难以有效解决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缺乏对中小企业资产、运营状况的有效掌控问题,导致银行不愿贷、不敢贷、不能贷。     

城镇化进程中贵州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现状、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2021年底贵州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15%,城镇规模不断扩张。与此同时,贵州城镇人口承载力、内需带动力和发展竞争力逐年提高,一些重要城市的能级、首位度和开放度也随之提升。但也应看到,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人口、产业、财富、交通等各类要素流动加快,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其隐蔽性、突发性和耦合性明显增加,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灾难性的特点,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也对地区稳定和社会舆情态势构成一定的挑战,公共安全治理难度加大。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模式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三种实践样态,即静态管理模式、动态管理模式和折中管理模式。影响股权管理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理念、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属性与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在提倡选择股权静态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可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允许成员通过民主决议的方式确定股权管理模式,以“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方式将股权管理模式的规范内容作为任意性规范。     

组织规模与“大政党病”

规模过度庞大既是组织体制、功能出现问题的结果,也是进一步造成体制问题和功能失调的重要因素,并且伴随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可能愈发严重。组织规模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300多万党员的规模,成为当今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组织队伍最为庞大的政党。党员人数迅猛增长显示了党组织强大的吸引力。然而,庞大的组织规模也给党组织的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特别是前苏联共产党在组织人数膨     

香港:法治也是生产力

前不久,香港出台法律,禁止携带两罐以上婴儿奶粉出境,违者最高可能被判两年监禁。虽然这部法律的合理性尚存争议,但它背后隐含的问题值得认真讨论。据统计,限带令出台前,香港每卖出10罐奶粉,就有8罐销往内地,最终到消费者手上的价格比内地同类产品要高出许多。香港自身并不生产奶粉,只是国际贸易的中转港,香港市场在售     

新一轮“撤县设市”大潮来临?

撤县设市的口子一开,势必带来行政区划的大规模调整。如何避免新的行政层级的设置带来官僚机构的自我膨胀也是学界所担心的风险。2013年1月24日,吉林扶余、云南弥勒县改市;2月19日江苏南京完成全部县改区,南京市由11区两县精简为11个区,苏南地区结束县域时代。民政部在一月有余的时间内连续批准两个名单,这一动作被看作是县改市终于全面解禁的信号。据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