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

一个有公信力和有效率的现代政府应当是有责任性并可问责的政府。我国自去岁抗击非典以来对在政府工作中失职或渎职的官员严加查处的动向是推进政府问责制的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政府行为须问责的理念和实践在抗击非典中激发,推进政府问责机制建构之紧迫性正日益清晰地为人们所认识。建构问责制政府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政府责任性不足和问责乏力的状况表明,依据善治和法治的理念加快建构政府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新型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行政问责在制度上得以不断完善,但在文化建设上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建设新型行政问责文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应以民主法治、共同参与和官员道德自律为目标选择,用正确的理念、完善的制度和深入的教育引导、塑造、培养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问责制的构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

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催生责任政府的建立,而建立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建立现代行政问责制。现代社会,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原则、问责形式、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把握这些变化,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     

新加坡的生态问责制

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通过立法手段和公众参与来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生态问责制已经成为新加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新加坡生态问责体系主要有议会问责、法制问责、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反对党问责、公众问责、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等具体内容构成,在实践中表现出法制化程度高、执法严、操作性强、重视公民参与及教育等具体特点。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生态问责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二)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问责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与制度内容都包括什么?娄胜华:由于殖民政府在性质上与责任政府不存在直接联系,澳葡时期的官员除了法律责任可能被追究外,其它责任规范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付之阙如。因此,问责制度建设历史地落到特区政府身上。在官员问责的法律制度方面,其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酝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基于行政问责制: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当前,我囱政府执行力低下与行政问责制不完善有关.然而学术界对政府执行力低下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却较少从行政问贲制角度予以关注.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公共管理变革运动的影响下,执政党开始转变公共服务理念,改革公共服务:由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实施科学发展观。然而,以公共服务的改革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的变革,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它早已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引起了包括公共服务运作方式的变革、政府活动范围的变革、历史悠久的责任机制的变革以及公共部门学术研究的变革等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种变革无疑大大地增加了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偶像的话,那么这一切"意外的变革",就是偶像的再造过程,就是新公共管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努力构建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责任政府制度构架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考评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其中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它使政府责任制度的落实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