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关联的思想碎片

1848年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小标题下的第一句话＂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实是常识性错误。人类是由非人类的动物进化来的,原始人类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所以后来马恩坦诚纠正,不再这样说了。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一、按照毛泽东起初的思路,搞“文化大革命”也要把军队包括进去,也要整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党史上的六个第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 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写的第一个宣言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阐述了对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见解。主张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社会共有和共用，废除一切暴力机关，消灭阶级。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主张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铲除资本制度。共产党的任务是组织和集中阶级斗争的势力，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引导无产阶级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产业组合作为未来社会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代表着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趋势。     

跳出“周期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思考

对于执政党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着非常不同的思考和对策: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在反右;一个是坚定地推进体制改革,主要是反"左".不同的思考和对策,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本文展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跳出"周期律"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的不同思维路线,分析了毛泽东失误的原因,并指出这种对比分析的现实意义.     

当前领导干部应密切关注的三大问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影响我国国家政权稳定的国内因素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对国内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当前应密切关注三大问题,即阶级斗争形势、人民内部矛盾形势和新的社会力量群体问题,以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60年代初福建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

20世纪60年代初的福建城市社教运动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在福建一定范围内的实践,是福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波折。福建省委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展了社教运动,但在中央日益“左”倾的指示的压力下,福建社教运动也不断“左”倾,日渐背离教育的初衷而成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最终为“文革”的爆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强国之梦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理论概括,是党长期执政的科学总结,它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构成为党和国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实现强国之梦的行动指南。(一)从党的发展史和执政史中,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即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对中华复兴的思考与实践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执政党的建设和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与把握。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在《…     

读懂《共产党宣言》的根本价值取向

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出版。这个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1848年至1850年间,《共产党宣言》曾多次翻印、再版,并被译成很多种西欧国家的文字。其英译文在1850年发表在宪章派领导人乔·哈尼出版的《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在这一版上才首次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进路——以“人民意志”为核心的考察

“人民意志”是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核心要旨,它为法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入路径。西方传统法哲学的致思理路强调“事物的本性”乃法学的价值根基,马克思则以人民的“自由意志”驳斥这一观念,并将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现实法权关系视作人民意志的物质基础。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探寻到资产阶级法权学说的意识形态“病灶”,指出无产阶级能够在阶级斗争中逐渐形成人民的“解放意志”,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有制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法律向人民意志的复归。在这一逻辑进路中,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完成了对“人民意志”的内在丰富,凸显了法的承认维度。     

新常态下根治“城市病”路径解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提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大改革任务. 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两个“三中全会”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同的则是改革的环境、主体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