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教父还是先知？——读韦伯两篇关于政治的演讲

摆在笔者面前的是韦伯的两篇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和“以政治为业”。把这两篇演讲放在一起讨论，也许会让人觉得不安：前者是1895年韦伯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按照德国韦伯研究专家施路赫特的说法，那时的韦伯，还处于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在这篇“不成熟”的演讲中，韦伯因为宣扬民族主义而招致了广为人知的指控，     

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在政治哲学史上,卢梭最早明确提出合法性概念,认为唯有"公意"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基础分为对传统的遵从、对卡里斯马的信服和对理性的追随三种。帕森斯基于社会系统理论阐释合法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意识形态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意义。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相互作用,共同奠定合法性基础,他区分了"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哈贝马斯强调建立在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力图实现经验与规范的辩证统一。合法性与有效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法性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它表现为"实在的合法性危机"和"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两个层面。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正>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西方学术界倍受推崇的古典社会学思想家。美国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法律和社会学派(Law and Society Movement)将他作为该学派的倡导者,将其著作奉为经典。[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论是在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思想家那里,都不乏韦伯的支持者和批评者。[2]不少学者将这种现象归结到韦伯的学术思想,甚至其个人性格中的矛盾性。本文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概括地介绍其主要的法律观点。     

西方文明起源时期的法律人——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分析框架

在西方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各个民族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由祭司把持。希腊在进入城邦时代以后,在当时的法律人——作为“立法家”的政治家——的推动下,法律迅速摆脱了宗教的控制,转移到了民众手中,变成了富有弹性的制度。希腊未能发展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而罗马则在不同时期不同“法律人”的直接推动下,法律最终达到了形式理性化。罗马最初的法学家是祭司,他们将祭司法中的形式主义色彩带到了世俗法中;后来,裁判官在共和国政制下发挥着造法功能,丰富了法律内容;最后,罗马法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完全得益于职业法学家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由此可见,西方法律在文明起源阶段就已经经历了韦伯所概括的法律发展的四个阶段,其发展过程是曲折的,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智慧,综合了多种不同法律人的连续努力,而职业法学家团体在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

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现代民主宪制理论的两种思想形态——以韦伯与施密特的差异为焦点

韦伯的政治著述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典范,对当代世界政治和法律理论研究具有划定问题史的意义.施密特脱离韦伯政治理论的体系与前提,极端化地推演了韦伯的决断主义与克里斯玛型领袖民主等范畴,为纳粹极权体制的极端价值相对主义进行辩护,与韦伯政治著述的根本价值关切严重对立.哈贝马斯既反思了韦伯民主理论的规范性真空这一缺陷,又继承了韦伯对现代性与理性化铁笼困境的诊断,致力于批判与根除纳粹德国非理性思想传统的影响,并以商谈理论重构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规范性基础,为填补韦伯的规范性真空作出了贡献.以哈贝马斯提出的思想史问题为切入点,阐释韦伯民主理论的总体问题意识与内在价值链条,分析施密特与韦伯理论的外在联系与根本差异,能清晰呈现关于现代民主的经典思想形态及其内在张力.     

韦伯中国命题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在东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关切性,它体现在韦伯中国命题的相关内容中.自从韦伯命题诞生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东亚现代化的学者对韦伯命题的解释和回应,但这些观点却并不足以完全否证韦伯命题.韦伯命题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依然是我们理解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重要路径.     

试析韦伯的统治类型理论与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选择的契合

不同的社会环境,对统治的类型提出不同的要求.目前,法理型统治作为一种理念和政治建设实践已经逐步建立并不断深化和完善起来.在比较三种统治类型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很有现实意义.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市场经济与传统伦理的创造性重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当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诚信危机,缘于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社会交往方式以及价值追求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机制的局限性。如何面对厚重的伦理传统与市场经济的紧张关系,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精神,韦伯的研究无疑给予了深刻的启示:立足传统,并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动力。这主要包括崇高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引导、经济个体的活力的激发以及增强经济组织的凝聚力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