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人力资源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已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和促进因素看,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源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战略意义.我国要采取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措施.     

美国对朝政策:机遇与制约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始终未能阻止朝鲜拥核步伐。朝核试后,美对朝政策有了新的调整,六方会谈得以复会。但美朝双方受各自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的限制,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尖锐分歧难以解决,朝核危机仍存在再度升级的可能。     

俄独联体政策新调整及其前景分析

近年来,面临美欧对独联体地区的渗透和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俄正积极调整其独联体政策,以期反击西方的进攻和压力。展望独联体地区未来形势,俄美争夺将更趋激烈,独联体内分化趋势加速。中俄两国也可能因独联体的形势变化出现新的合作领域。     

优秀年轻干部成长和培养路径

为政之要,首在用人。重视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取得事业成功的宝贵经验。在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及时识别和发现人才、重要岗位历练、多岗位交流、参加专项活动与教育培训,是优秀年轻干部成长发展的“硬核”路径。年轻干部进入这些重要通道,被纳入组织的培养视野,既要本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形成良好的综合素养,同时也受到特定时空环境及其宏观政策和组织关注程度的影响。     

基层“土规定”为何屡禁不止

“土规定”是基层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复杂现象,其盛行消解了国家政策的执行效果,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更是暴露了少数基层执行主体权力任性妄为的思想。探究发现,政策目标难以度量、本位主义、政绩观扭曲以及有效监督不足等是导致基层执行主体扭曲政策的原因。对此,可通过完善政策设计、理顺利益关系、提升执行主体素质、强化监督问责等措施,实现对“土规定”的系统治理。     

关于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

借鉴"SSP范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目标应是,解决现行的制度缺陷,建构制度结构合理、符合制度安排的道德要求并且制度绩效良好的制度结构.从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要求来看,政策转化为法律的制度构建应该处理好党内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并要有利于使政策转化为良法,保障转化过程具备程序正义.为了保证转化后的法律质量,有必要建立对拟转化为法律的"政策品质审查制度";为顺利衔接政策与法律两种规范形态,必须设立完备的执政党"立法建议制度";为了实现转化程序的正义并保障转化结果的理性,应当建立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正当程序制度".     

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代财税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将财税和金融合并在一起论述,有其必然性。财税和金融各有其运行规律,但两者关系密切,同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只有提高政策融合和协调的科学性,才能更好地作用于宏观经济,并由此形成系统性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论国外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

农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为此,世界上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纷纷采取措施实施政策支持,其中对农业实行财政税收政策支持是其农业政策支持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对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在推动农业发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曾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是否会出现剧烈变化的猜测。特朗普谋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扭转因乌克兰危机而深陷泥潭的美俄对抗。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遭到美国建制派的猛烈抨击和抵制。美国对俄政策不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与俄罗斯的互动,更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特朗普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及反俄势力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并未出现逆转,而是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罗斯的对抗、遏制和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级,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罗斯的接触。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