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分裂国家法》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在希、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世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高铭暄细谈《反分裂国家法》

王在希简介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许世铨简介1964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国际新闻专业;1967年至1996年先后任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驻坦桑尼亚、黎巴嫩、英国、联合国记者,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1996年11月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现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铭暄简介1928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195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攻读研究生并于1953年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法学教授、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人总干事…     

试论我国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机制的不足及其完善

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我国整个解决纠纷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具有内容广泛性、专业性和便捷性等优点。但我国目前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在调处的效力、方式、程序以及调处机关独立性、公正性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立法加以完善。     

转型期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已有进路及可能的拓展

当前在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只看到理论的逻辑而不见生活的逻辑,尚未真正地从城市社区的生活逻辑中理解纠纷解决机制,而且缺乏历史的维度。因此,以社区日常治理为平台,深入考察社区纠纷调解的实然状态及其决定性因素,对不同文化生态社区的个案进行比较,并关注历史的维度,应该成为该项研究的新路径。     

PPP特许经营协议的性质及其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理论界对PPP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性质一直未有定论,各种学说均有其理论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难。区分PPP特许经营协议性质的实益在于法律适用的选择,行政合同与私法合同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引起行政主体公法义务上的负担。从PPP特许经营协议的主体、目的等方面考察,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本质仍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合同,将协议定性为民事合同或者混合合同均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在PPP特许经营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上,除传统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机制,调解、仲裁机制具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优势之处。     

证券投资纠纷仲裁问题研究

证券投资纠纷仲裁是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采用仲裁方式不但可以方便、快捷、高效地解决证券投资纠纷,还可以为双方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是适合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最佳选择。重构我国证券投资纠纷的仲裁体制,由中国证券业协会负责筹建解决证券纠纷的行业仲裁委员会,是完善我国证券投资纠纷仲裁制度的必由之路。     

发挥人民调解作用的思考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矛盾纠纷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狠抓人民调解工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贵州省德江县堰塘乡着力社会管理创新,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突破口,推动矛盾纠纷调解体制机制建设,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具有堰本乡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推行矛盾纠纷多元化、社会化调解,切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发挥妇联优势 做活“家”字文章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是个人幸福之源、城市文明之基、国家安泰之根。家庭和美与社会和谐相依相存、关系密切。近年来,岳阳市妇联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发挥贴近妇女、贴近家庭的组织优势,做活＂家＂字文章,建设现代幸福岳阳,赢得了社会好评。     

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现实困境及其应对

法释[2018]2号的施行缓解了围绕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论争,但尚未实现债权人、举债人和其配偶的利益平衡。通过系统考察侵权纠纷领域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裁判案例可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体系观点对立、认定标准混乱、"为夫妻共同生活"证明责任分配不一等乱象。莫衷一是的学理观点又无法为实践问题提供有效支撑和应然路径指引。为推动《民法典》第1064条统一适用及完善,应将侵权之债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体系。接下来,以"共债合意"和侵权行为发生于从事"为夫妻共同生活"基础活动过程中的标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为保障被侵权人正当权益,应将夫妻一方的侵权行为推定系"为夫妻共同生活",据此认定侵权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