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勃兴背景下商标质押融资的困境与出路

商标质押融资的实施虽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具有重要意义,但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难以与商标质押融资的特点契合,导致实践中发展现状并不理想。金融科技的勃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破解商标质押融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传统商标质押融资中诸如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高等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因此要实现金融科技与商标品牌融资的融合,还需要适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本文从分析我国目前商标质押融资的实践情况入手,描述商标质押融资的困境并分析其原因,提出以金融科技来助力商标质押融资的思路,并提出防范金融科技在商标质押融资领域应用风险的相关监管建议。     

地方债务治理的法律路径探析

自2008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猛发展，至2013年6月底，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0．58万亿，存在巨大的财政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导致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的法律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导致了地方债务隐形化，二是政府担保制度的缺失加重了地方债务无序化，三是现行法律制度对中央、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的分配加速了地方债务规模扩大化。从立法角度对地方债务进行治理，防范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首先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规模。然后要构建政府担保法律制度，使实践中大行其道的政府担保显性化、有序化。还必须规范“城投债”，适时推出“市政债”，建立地方债务的长效法律机制。最后要完善税收财政法律制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浅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潜在犯罪风险及防范对策简

2013年78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在试点更加宽松、自由、开放的金融、贸易、投资政策的同时，也给上海公安工作特别是上海公安经侦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为此，公安机关必须从主动发现、主动预警、主动防控的角度，研判上海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从金融、商贸、涉税等领域分析自贸区可能多发的经济犯罪，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和刑事打击三个层面，提出预警性、延伸性的打防策略和政策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工作建议，以期为相关职能部门堵漏补缺提供参考，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服务上海自贸区建设。     

警惕信息过度

许经撰文提出债权转股权是从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开始的。1984年“拨改贷”以来积累的不良资产包袱，把国有商业银行压得喘不过气来。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使商业银行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与此相联系的，对国有企业来说，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代理银行债权人的角色，而成为持股人，还本付息的负担陡然减轻，也因此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小环境。     

特殊人群安全防范机制研究——以桐乡市打击和防范失足妇女被侵害案件为例

特殊人群是近几年使用频率较高、使用领域较广的概念,与特殊人群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隐患。近年来,作为特殊人群之一的失足妇女群体被侵害案件频繁发生。桐乡市公安局针对失足妇女易受侵害的特点和失足妇女易成为受侵害客体的原因,建立了包括失足妇女在内的特殊人群安全防范机制。该机制对于有效打击和防范失足妇女等特殊人群被侵害案件的发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职务犯罪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与排除

新刑诉法不仅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将其适用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部门）确立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不仅是基于对侦查机关系犯罪证据“从无到有”的收集者、案件框架“从微到著”的构建者的准确定位，更是出于侦查阶段对整个诉讼进程走向的决定作用，刑事辩护形态从实体性辩护转向程序性辩护以及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的现实考量。侦查机关（部门）防范与排除非法证据，应主要依靠侦查人员自查、层级书面审查、专职复审员复审，同时，还应密切部门间配合、与律师良性互动以及严格落实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防范和排除，不仅要从转变侦查理念、提升执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上下功夫，更要从规范初查取证、严格证据转换、落实责任追究上做文章。     

房屋装饰装修的法律风险与防范——以上海某法院2010—2012年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件为样本

装饰装修行业牵系千家万户,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民生需求和社会和谐,该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却发展很快。目前,在上海市家装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相应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也呈现逐渐增长并日趋复杂化的特点。试图通过对上海市某法院2010-2012年审理的装饰装修合同纠纷进行实证分析,以剖析此类纠纷的发生规律,确定案件审理难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从而减少并化解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的发生,以期推进装饰装修市场的健康发展。     

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前提问题

随着风险规制上升为国家任务,风险行政法研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但仍有重要的前提问题需要澄清。风险的概念既有现实维度也有认知维度,作为风险制规对象的风险只能是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的结合。风险行政法研究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与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触及了人类知识的限度,即无知的问题。风险行政法的疆域随着以公共行政方式应对风险的范围而变动,而公共行政并非应对风险的唯一方式,也并非有所有情况下均为最佳方式,因此有必要明确,通过公共行政/行政法方式应对风险的正当根据在于保障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