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的平等保护与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发展

我国新近通过的《物权法》确立了对公私物权予以平等保护的重要原则,该原则及其贯彻对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提出了挑战,它要求行政救济制度必须从实体、程序等方面更新一些现有规定,并重视行政救济制度对物权相关权益的平等保护,来实现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物权较彻底的平等保护。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研究

在西方法治国家,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度普遍过低,行政民主化进程受到制约,强调公众参与在行政立法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度改革确保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化。     

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探讨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督行政立法的法律规定,只是通过批准和备案两种监督方式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再没有“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措施,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进行探讨。     

论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适用

告知程序作为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告知制度在告知的主体、内容、阶段、形式、笔录制作等方面的法律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认真分析其原因,寻求依法适用告知程序的对策,以期实现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     

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探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解决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的分工问题。对不同社会事业及相关机构,也必须根据其职能和性质的差异以及市场经济的逻辑采取不同组织与管理方式。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走调整、规范之路,需要准确界定其性质,把建设服务型政府和重建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公益事业改革的双重目标,充分地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作用。     

现代性重建进程中的法治变革趋向

随着现代性的时代发展,现代性反思和重建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境遇下,现代法治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革,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规则秩序、互动平衡的功能取向、反思回应的程序主义诉求等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应立足于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时代关怀,积极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     

公共服务创新与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是关系到我国公共服务创新能否实现的重要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行政生态的转型,必然导致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模式的治道变革。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公共服务改革的经验,改革政府,改革事业机构,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同改革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对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的再认识

鉴于目前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概念的诸多歧义 ,有必要对这一作为行政诉讼“通道”的功能性概念重新命名。借鉴德国的行政处分概念 ,可将“具体行政行为”称为“行政处理决定”或“行政处理行为” ,以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

行政诉讼是人为的宪政制度设计的结果,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权力运作模式的目标截然不同,这是现实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正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是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改革的基础。在现有的裁判方式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当全面取代维持判决,撤销判决中应规定重作判项,但内容不宜具体,履行判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规定具体的内容,变更判决范围不宜过大,确认判决的存在仍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