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一轮警务改革给我国公安改革的启示

英国新一轮警务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设立专门的警务标准机构;强化科学统一的绩效考核;积极推行国家犯罪情报模式;变革警务活动主体结构。其经验给我国的警务改革提供如下启示:密切警民关系,走群众路线;发挥公安院校的作用;加强情报工作;建立一个专门的警务标准机构,实施科学、统一的警务绩效考核办法;把握未来,跨越时代。     

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布勒公权论的再认识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在布勒的保护规范理论中,法规的强行性排除了裁量规范,但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范仍具有强行性。私益保护目的以公私益的划分为基础,构成了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核心要义。援用可能性不同于诉讼可能性,是指受保护的私人可以援用法规范请求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只要法律并未明确排除,即可承认援用可能性的存在。经由布勒保护规范理论所得出的公权具有严格的法规从属性,但也使公权受立法者的宰制。此外,布勒所讨论的公权仅指以特定实体决定为内容的实体性公权,程序性公权被排除在外。在审判实践中,我国法院应对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理论保持警觉,合理地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的综合性研究

独立学院教育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独立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新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文章从独立学院英语教学工作现状入手,介绍了笔者所在学院在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做法和特色,深刻分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深化改革的方法和建议。     

高职英语教学现状调查及改革探究——以我院教学为例

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然而,从我院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看,令人堪忧。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我院高职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对高职英语教学进行改革,有助于实现我院高职英语教学的预期目标。     

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奇葩,它使落后国家短期内走上工业化道路。面对苏联社会中的严重矛盾,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开辟新局面。他在苏联尚未作好改革准备的情况下,短期内进行全面改革,最终无力控制局势,导致苏联解体。     

高校行政案件中的司法谦抑与自制

对行政诉讼制度而言,应逐渐将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行使公共职能组织的管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打破此类组织自身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和对司法审查的排斥。而司法在高校行政案件审查时,也应当保持司法谦抑和自制,适当尊重高校自主权,减少司法干预学术的嫌疑。司法的谦抑和自制,在受案范围、受理时机、审查依据、审查强度、裁判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应当予以体现和坚持。     

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

如何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行政强制法》的规范下顺利地实施,是行政审判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强制的司法审查要注意把握行政强制行为的基本特征、二重性以及基本价值,对行政强制行为要进行类型化处理,注意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把握司法审查的内容和强度,处理好主从行为、先后行为以及行政强制权与相对人抵制权之间的关系,注意诉讼审查与非诉审查标准的区别。在强制拆迁中,尤其要把握好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与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之间的关系。     

清末民国检察文书的转型与司法现代化——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

清末以降的检察制度整体而言处在不断变革和进步之中,其文书的变化尤为明显,作为官方记录反映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在检察制度建立之初,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中最重要文书之一的批词被适用为主要的检察文书以为过渡,相应的起诉文书也初现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批词转变为近代化的规范文本,起诉书、上诉书现代化成型,其格式、内容也不断适应中央层面的现代化的改革需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然而形式上的检察文书快速转型与实际检察运作不一致的现象也凸显出近代中国在司法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矛盾。     

新时代深化群团改革的实践载体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群团组织“三基地一中心”为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团委、妇联)牢牢把握群团改革要求,主动服务于党政工作大局,以职工群众为中心,创新建设了“三基地一中心”综合服务阵地。“三基地一中心”具有政策宣传、孵化培育、职工服务、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等功能,在思想引领、组织拓展、助力发展、维护和谐、普惠服务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调研结果显示,“三基地一中心”契合职工群众需求,有助于提高职工对工会的认可度,并受到企业管理人员的好评。其今后的运维应在宣传力度、精准服务、运行机制、形式内容、资源整合、沟通反馈等方面持续发力,让职工群众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战略定位、辩证关系与改革路径

机构编制管理关系到行政成本的高低和行政机构的效能。机构编制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在于编制配置不科学、不合理,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的机构编制管理需要站在治国理政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平衡“管牢”与“管活”双重目标,处理好事业发展需要与总量控制、“条线”要求与编制管理整体、短期成效与长期成本、编制增加与编制减少、编制管理部门收紧与财政部门宽松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保障、全盘统筹、规划引领、观念更新、机制联动等多维度改革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