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的真理观

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的符合真理论,认为真理意味着"去掉遮蔽的状态",是"此在"的展开,真理是在"公开场"中成为可能的;自由是真理的本质;真理是用"诗"去"思"此在"的真义.非真理源出于真理的本质,是不可避免的.     

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博弈与出路——从《苹果日报》的“动新闻”事件说起

本文从《苹果日报》引发的＂动新闻＂事件入手,系统地考察台湾新闻自由与民众监督的现状和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深入探讨其媒体新闻自由、社会责任及民众监督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建构,以期为中国大陆新闻传媒提供有益的启示。     

“解严”后政党角力下台湾新闻自由的进步与迷思

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在其政党角力中扮演着工具角色。换言之,新闻自由从来就不是政党角力的目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多党纷争时期,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旗帜,与国民党争夺媒体资源。政党轮替后,对峙的国民两党都是表面附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采用隐性、间接的方式操控媒体。政党竞争带来了广电媒体的解禁、新闻自由法律法规的修正、新闻自由观念的成熟等正面效应。但政党对媒体的变相操控却让新闻自由异化,“只问政党,不问事实”的蓝绿媒体难以承担“第四权”责任。     

强奸罪的文化学分析

强奸罪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古老的犯罪命题 ,其立法模式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与价值的缩影。传统的强奸罪立法模式深植于男权制社会之中。 2 0世纪中后期以来 ,域外出现的强奸罪立法新模式反映了人们性观念及价值观的改变 ,是理想主义的结晶。基于现实国情 ,我国在强奸罪立法模式上可走一条现实向理想逐步过渡的渐进路线 :在坚持现行刑法典规定的前提下 ,对特殊个案按强奸罪新模式作出处理 ,以个案判决逐步影响民众的观念 ,最终实观立法的转变。     

论合同解释对当事人自治否定的正当性与矫正性制度安排

法官在解释有争议合同条款时 ,是以“合理第三人”为标准的客观解释而得出的意思 ,如果这种意思被当事人所接受 ,也可以说是当事人的新的意思。也可能以“合理第三人”为标准而得出的意思因异于双方意思不被双方当事人所接受 ,但双方当事人又不愿意因错误而撤销合同 ,即愿意保持原来合同的有效性 ,法官就只能依被解释出的意思进行裁判。在法官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中 ,当事人因未约定缺漏内容 ,根本无所谓合意。因此 ,在补充解释中 ,如果说是当事人的意思 ,就显得更加牵强。在这种时候 ,当事人承担了一种根本不是源于其约定的权利义务 ,在这里已经从实际上消灭了当事人自治 ,而代之以以裁判为目的的“规范性意思”。那么 ,如果这种解释已经完全背离了当事人的意志 ,应当通过撤销制度来维护意思自治的完整性。     

论宪政与自由——以自由主义为视角

宪政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体制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事实上都是自由体制.宪政与自由有着密切的关联,宪政是自由的内在要求,自由是宪政的本质目的.     

论马克思早期的自由观

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权利.实现自由从来都是人类的理想.正因为自由是一种普遍精神,内在地具有自主性、客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历史性,以及自发地从事认识、实践和发明创造的性质,具有社会道德和多元价值的含义,因此马克思终生酷爱自由,憎恨剥夺人民群众自由权利的行为,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以使人类获得真正自由的本性.     

五四时期人权思想研究

五四启蒙者对于人权问题的不断探索是这一时期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五四前期的人权思想主要围绕着自由、平等、独立人格的主题,针对的是束缚中国国民个性与精神的封建礼教与专制独裁;五四后期的人权思想则在各个流派的争鸣中继续演进,体现出了更多的救亡图存的色彩。五四启蒙者将人权与宪法相联系,将人权与国权相比较,阐释了人权以自由为核心,以平等为前提的基本理念,体现出了知识界对国民个体权利的普遍关注。     

对悲剧性命运的超越--勇气与希望的美学意义

对自由、理想、完美、永恒的渴求，是人类存在的根本，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之奋斗不息，这一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渴求，似乎离人越来越远。面对人的悲剧命运的被动存在，是勇气和希望给了人以超越的精神。艺术总是时时不忘将勇气和希望带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把人类的所有渴求都展现在了它的世界里。     

理论创新与思想路线

时于思想路线来说,理论创新应当是它的题中之义。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理论界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的理论使人们对思想路线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江泽民提倡的理论创新又把人们对思想路线的认识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