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如何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基于混沌理论的视角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如何有效认识和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更好地掌握执政资源,引导社会舆论,弘扬主流价值,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基于混沌理论的视角,分析混沌理论在新媒体传播规律中的运用,提高执政党在新时期对新媒体的把握和应用。     

金融机构破产债权人会议程序之研究

债权人会议作为全体债权人的自治组织,既是企业破产的一种利益平衡器,也是统一债权人意志与行动,保证破产有序进行的自治性团体。金融机构破产是企业破产的一个分支。金融机构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破产时债权人权利与普通商事企业破产时债权人权利的差异性,同时,债权人的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金融机构破产债权人会议与传统的债权人会议在功能、履职程序、价值目标方面存在冲突。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冲突而否定债权人会议的作用及其存在的价值,立法者所应该做的是对其功能、职权和履职程序进行适应性修正。     

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

生态良知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生态良知是从生存论意义上探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善＂的观念,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样态。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个体化社会是社会差异化发展的产物,生态良知则是在人与自然的差异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现代人与自然的差异片面扩大,生态良知在个体本位中的存在样态便呈隐性状态,这是个性张扬的结果。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性是生态良知存在的根基,理性地考察个体本位中的生态良知,对于当代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     

加强和改进高校师德建设问题研究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高校教师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力军,是师德建设的践行者。高校师德建设不仅关系到教师面向社会大众的形象维护,更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建设。因此,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对高校教育教学发展,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着力建立健全党员队伍纯洁机制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建立健全党员队伍纯洁机制,对于新时期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年来,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在处理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就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了诸多举措,如决定赔偿金额、支付赔偿金或综合帮扶资金等。这些举措虽可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甚至高额的赔偿,但同时也会影响我国基本的法律秩序、限制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有时还可能成为地方有些官员平息民怨、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的方式。尽管如此,地方人民政府适当介入重特大事故民事赔偿事宜有其必要,只是应在法制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发挥督促、协调和配合三大功能。     

日本社会教育的概念研究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诞生，日本的社会教育也应运而生。本研究不仅考证了社会教育在日本的由来，确认了社会教育乃日本明治以后出现的特有的教育形态；并从教化型、民主型、终身型等三方面厘清了日本不同历史时期学者对社会教育的多元界定；而且对日本的社会教育和社会事业、社会政策、国家教育、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归纳了日本社会教育概念的五个特征，即丰富多样性、暧昧模糊性、服务主体性、法律健全性、实践追求性等。     

RISE OF THE DISLOYAL: INCREASING RESENTMENT IN NORTH KOREA

Why has loyalty to the Kim Family Regime and the Worker’s Party diminished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despite a rise in the average standard of living, greater social mobility, and a regime policy of benign neglect towards marketization? Unthinkable in the Kim Il Sung era, the increase in expressions of resentment toward the North Korean authorities represents a shift in the ideology,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of the population. Four critical factors have heightened tens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North Korea,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loyalty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zations, th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party membership,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media, and the rise of rent seeking and extractive policies. While all play a role, it is important and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primary cause. Extractive policies and rent-seeking position the regime and the people in a directly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All tiers and agencie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become complicit in efforts to siphon off profits, control market actors through crony capitalism, rent seek, over-regulate, and compete against private market actors, causing the residents to express frustration and resentment towards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have their interests at 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