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在中国心性史上,先秦儒家的人性观无疑肇始于孔子,但真正建立普遍人性论的却是子思,孟子则进一步完善了“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并为之提供了心性根据。世硕等人的思想全貌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知,但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它不仅展现了世硕等“有善有恶”说的具体内容,同时也补足了子思与孟子间长期缺失的思想史环节,从而使我们完整地梳理先秦心性史成为可能。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接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源头活水——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0周年

50年前"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关于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为当今观念形态的"去蔽"工作提供了借鉴,全盘西化和文化保守主义是我们在推进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中应该避免的,贯通自我学术生命与民族文化生命是应有之义。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信用缺失、纲纪崩坏、吏治腐败是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对于产生这种法治困境的深层原因,人们普遍将其归结为制度不健全。而儒家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是儒家伦理对法治精神的消解和化约。儒家文化中的等级伦理、宗法伦理、和合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     

中华新文化建设视域下的儒家公正观与墨家平等观的对比研究

公正和平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之一。不仅如此,公正与平等还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来说,伴随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显性化,那么如何通过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比较丰富系统,但没有论及社会的平等问题;墨家公正思想不如儒家的深刻全面,但对平等问题有很好论述,两家恰好形成学术上的优势互补。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儒家的公正思想和墨家的平等思想,都应是我们建设中华新文化宝贵的思想遗产和重要的文化资源。     

儒家法家预防犯罪教育思想及其对现阶段社会犯罪治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利用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来预防犯罪的思想,其虽然各有局限性,但经后世各朝将二者结合。对预防犯罪起了较大作用。总结儒家、法家预防犯罪教育思想,借鉴我国各朝代预防犯罪教育的经验,对预防和治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礼与中国情理法

中国古代的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礼的依附与从属,解析这一原因,需要从礼的内涵、儒家学派的影响以及古代法的实施等多个角度来进行。     

古代儒家官德思想及现实借鉴

古代儒家官德思想内涵丰富,其主要内容有公忠为国、以民为本、立身持正、勤勉尽职、清正廉洁等方面,其中进步的、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坚持古为今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官德,对于增强干部道德建设的民族文化内涵、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养很有裨益。     

宋代"义利"争辩述论

义利之说被视为"儒家第一义",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义利的二厢关系上,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争议。宋代在此问题上,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以理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重义轻利,并将这一传统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完全不要利而只讲义的惟义主义;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的功利学派则主张义利并行,不仅要讲利,而且倡导利。     

评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

儒家文化拯救生态论直观、片面地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过高估计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明显具有文化自恋倾向,而且始终停留在口号、宣言的层次上,给不出对这种建设性意见本身具有决定意义并可供当代环境保护实践参考的应用方案,因而可疑.探讨生态环境的拯救和保护问题,应当面对时代,放眼世界,充分利用当代的思想文化资源建构起新的人与自然协同进化、和谐发展的现代理论,并加强理论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