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保留原则

从我国行政法律理论和实践出发 ,法律保留在我国确立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原则、法治国家要求和基本人权 ,其适用范围理论应该采用重要性理论 ,其适用的密度应该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自治条例、行政规章等 ,法律保留适用的领域应该包括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劳动权、受教育权、政治权利以及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等行政活动领域 ,而且法律保留原则还要求法律必须具有明确性 ,以保证行政权力公正合理地行使     

履行共青团根本职责强化基层基础作用

团的十六大在青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更加突出共青团根本职责，强调全面加强共青团整体功能，着力基层组织建设，县级团委要在全团总体功能结构中找准工作定位及工作思路，强化基层基础作用，吸引凝聚青年。     

质询权性质的辨析

就质询的本质而言，质询权的性质既不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也不是人大的集体性宪法权力，而是人大代表的法定权力。质询权作为人大代表的一项法定权力，具有不可放弃性、有限性、法定性和强制性。准确界定质询权的性质，有助于确保质询权的运行规范、有序、高效，加强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法治反腐: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大亮点之一是法治反腐。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行使,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完善权力公开制度和权力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法惩治腐败分子,安全文明办案。法治反腐是众望所归,也是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近代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都选择了走代议制民主———我国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道路 ,但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社会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民行检察与人大的监督合力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向人大联系汇报,接受人大监督,是所有国家机关的法定义务。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单位对此不够重视,很少用尽人大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权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当前其监督的力度和效果也不明显。如何确保人大的核心地位？如何提高民事行政检察的法律监督能力？笔者认为,在现今条件下,民行检察应与人大加强监督合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本文拟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分析和探讨,着重谈了党政关系改革、选举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几个方面。     

十六大的历史地位与主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今天,要求我们继续前进,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课题。我们党必须勇敢地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十六大无疑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及其变迁

地方人大常委会并不是和人大制度同时诞生,它是改革开放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产物,它的设立使地方人大成为更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宪法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要职能,但应对监督的范围和方式予以明确规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应包括"违宪监督",对"两院"行使监督权时以不干涉司法独立为限。     

Explaining Explanations: How Legislators Explain their Policy Positions and How Citizens React

Legislators claim that how they explain their votes matters as much as or more than the roll calls themselve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legislators’ explanations and citizen attitudes in response to these explanations. We theorize that legislators strategically tailor explanations to constituents in order to compensate for policy choices that are incongruent with constituent preferences, and to reinforce policy choices that are congruent. We conduct a within‐subjects field experiment using U.S. senators as subject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We then conduct a between‐subjects survey experiment of ordinary people to see how they react to the explanatory strategies used by senators in the field experiment. We find that most senators tailor their explanations to their audiences, and that these tailored explanations are effective at currying support—especially among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the legislators’ roll‐call pos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