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监管体制研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多头监管体制。这种看似"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监管模式,由于职权配置不合理、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等原因,实践中导致职权交叉重复和出现大量的监管真空。这种监管体制已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频发的元凶。如果强行将之前形成的多部门监管体制全部推倒重建为单一部门监管体制,可以避免分段监管的诸多弊端,但势必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利益的冲突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重构,改革将面临重重阻力并因此付出巨大成本。因此,与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相适应,减少现有监管部门,建立以"两部门监管为主,其他部门监管为辅,并以刚性协调部门相配合"的监管模式,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应作为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方向。     

论占有保护请求权的性质

占有的法律性质为法益,故而基于占有而生的占有保护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为物上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我国民法应当区分物上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将物上请求权等同于物权请求权,并在物权法总则中专章规定物权请求权,此种用总则中物权请求权的规定统领分则中所有类型的物上请求权的做法易使总则的规定与分则的规定发生法条上的逻辑矛盾.     

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科学管理

本文阐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社会内涵,并在两个方面揭示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在企业管理上的现代价值。第一,在行为上要求管理者"逆其自然"者有所不为,而"顺其自然"者则有所作为;第二,在竞争上要求管理者既要善于竞争,又要善于不竞争。这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艺术,在现代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我国现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补偿标准的诸多缺陷不仅严重违背公平、正义之原则,也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隐患。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现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所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改革现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提出了建议。     

论以德治警

认真实践“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积极实施“以德治警”方略 ,是公安机关贯彻“以德治国”思想之必然 ,是一项事关公安队伍建设全局的战略性工作。实施“以德治警” ,重点要抓好四个关键环节 :以德治吏 ;以德育警 ;以德修身 ;以德养廉。     

对"警察学"及其学科体系建设的构想

"警察学"是一切警察学术的基本科学.西方没有警察学,英、美的警察科学尚未分化出来.我国国民党时期及台湾地区有一批警学研究的专、编著问世.80年代初以来,我国公安系统警察高等教育的创办,开展了对"警察学"的研究,称之为"公安学",也有直接称"警察学"的.在十六七年的时间里,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几本专、编著,但对"公安"与"警察"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安学"是否等同"警察学"及其学科研究对象等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和争论."警察"这一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与国家以来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独立的学术分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学科体系."警察学",应从古今中外的警察时空范畴去构建.     

论IMF与WTO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的分工合作关系

由于外汇措施和贸易措施具有交叉性质,IMF与WTO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技术方法来确定IMF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管辖权的传统。在外汇问题上,WTO必须向IMF磋商,IMF对于国际收支平衡例外的磋商具有评估的性质,而对于外汇措施是否符合IMF协定所做出的决定则构成法律裁决。印度国际收支平衡案专家组将与IMF磋商看作可以自由裁量的内容值得商榷。西方国家因国际收支逆差而欲抛开IMF而取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是行不通的。     

物上请求权的消灭时效问题研究

关于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消灭时效的问题 ,各国民法存有多种立法例 ,理论上亦是众说纷纭。而制度适用的矛盾只是深层次的制度价值冲突的外在表现 ,矛盾的化解也只能求诸价值冲突的妥善解决。解决价值冲突应坚持法的基本价值优先实现原则。物上请求权应适用消灭时效 ,但对具体的物上请求权应区别对待 ,即适用消灭时效的类型仅限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 ,而不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     

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权力监督的思考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就如同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样重要 ,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 ,具有最高的监督权威和监督效力。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 ,加强干部的权力监督 ,防止权力腐败 ,是保证党的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防止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     

Bias in the Family: Race,Ethnicity, and Culture in Custody Disputes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role of racial, ethnic, and cultural bias in custody cases. It analyzes cases where the court explicitly considered the parents’ racial, ethnic, or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ases where the court did not acknowledge these factors but where it is clear from the court's opinion that biases influenced its decision. It then briefly describes the literature on implicit bias to demonstrate how biases may influence the assessments of custody evaluators, lawyers, and judges despite best efforts to make fair and impartial decisions. Drawing on studies suggesting that individuals can reduce their implicit biases and their effects on decision making, the essay explores individual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address bias in custody disp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