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dollar standard: challenges for Asi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global dollar standard where the US dollar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usag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case in Asia where the dollar remains as a major reserve, vehicle and anchor currency.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challenges of dollar over-reliance in the world in general and in Asia in particular, with emphasis on the fact that Asia being a creditor to the US has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s and instability that the dollar standard brings about. Asia needs to have further reg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supported by a stro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 sound reg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a collective regional monetary regime.

东亚能源安全困境与出路

能源不仅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投入,也正在逐渐成为具有权利特征的政治要素。当前东亚能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能源需求的激增和对中东石油依赖的增强并存,运输线路比较单一,而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一项共同的能源安全政策。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尽管东亚能源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仍处于初级阶段。东亚国家应以战略性眼光积极促进能源合作,建立某种形式的能源共同体。     

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构想

新丝绸之路交通走廊的初步建成,对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新丝绸之路从“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的转型提出了新要求、创造了新空间。新丝绸之路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关联带动作用为目的的中国—中亚跨国带状经济合作体。目前,中国—中亚各国已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新丝绸之路的交通走廊初步建成,经济发展带的资源、产业和城市等支撑条件现已初具规模。合作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将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程度地化解全球化风险,实现民族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机遇。     

中新建交30年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是中新建交30周年,30年来,中新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领域发展迅猛;频繁的高层互访、密切的经贸合作、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以及务实的军事合作,都彰显出双方关系的先进性与引领性。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与时俱进、效益优先,文明互鉴成为中新交往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中新在交往过程中讲究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充分照顾对方的舒适度,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毋庸讳言,30年来,中新关系也偶有嫌隙,但整体向好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严峻的考验,也为中新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后疫情时代,双方在医疗卫生、社会治理、数字经济、金融法律、第三方市场等领域的合作将大有作为。中新两国应当充分发挥"快捷通道"的作用,继续深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城市建设方面的合作,致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一带一路"的超级中转站。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

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以来,马拉巴尔2020军演是美日印澳四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演。马拉巴尔2020军演折射出美日印澳四国针对中国的意愿及合作新进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和牵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机制,在近几年持续获得进展。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对四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马拉巴尔2020军演后,原本紧张的中印及中澳关系继续恶化。美国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竞争。美日印澳四国不但在安全领域针对中国,还营造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继续强化。拜登比特朗普更重视与盟友合作,借由与日印澳三国磋商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并走向准军事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明确表示不会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停止针对中国,但是在经贸领域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改善对华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升级对中国安全环境及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拜登政府正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印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美国试图在外交层面让中国陷入孤立态势,在安全层面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将让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局面,更加险恶的安全态势。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

金融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在金融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情况下,确定合理科学的金融合作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金融合作途径,对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金融合作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应分阶段进行,目标规划也应该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功能性金融合作。合作的具体进程要采取“双轮驱动”策略:既要开展以银行业务和功能完善为特征的金融合作;又要开展以金融组织和机制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合作。     

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两岸产业合作

两岸产业合作目前的形态与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两岸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外,更是由两岸共同处于的东亚生产网络所驱动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两岸间产业合作开始共同面对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的外部压力,同时由于两岸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的变迁,两岸间产业开始逐渐由互补走向竞争。当外部与内部经济环境同时发生变化时,两岸产业合作的传统模式面临挑战和选择。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问题探讨

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形成日益紧密的经济共同体,可以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有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但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充分条件。而且,发挥两岸经济关系对两岸和平统一的促进作用需要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至少需要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意愿与积极行动,以便在共同利益不断增进的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民调显示,近年来的两岸经济合作,在“反独”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施行时间较短且尚未充分展开等因素而不足以证实或证伪其在“促统”方面的作用,并面临制约因素。而国家认同的形成,乃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因此,必须确立正确的合作理念,坚持特定的推进原则,选择适宜的推进方式,以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