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网络竞争与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

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空间、发展的新驱动和安全的新领域以及大国拓展国家利益、输出意识形态和建立战略优势的新载体,因此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大国网络竞争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国作为重要的竞争方,既介于竞争之中,又深受竞争影响。大国网络竞争涉及多领域、多层面和多维度,主要围绕网络话语权和网络治理权展开,话语权是外在表现,核心是治理权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导权。大国网络竞争对中国网络安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技术、战术层面上升到政治、战略层面,对中国网络安全以及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来说,在网络空间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利用好机遇、应对好挑战是筹划网络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选择聚焦于破解以下四个问题,即树立什么样的网络安全理念、选择什么样的网络安全应对手段、提升什么样的网络安全能力、如何进行网络安全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四个重要问题,等于找到了有效维护中国网络安全的正确路径。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战略关注度:冷战后亚太多边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分析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力量对比悬殊时,只有同时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和较强的制度共容性时,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才能成功;当地区内力量对比接近时,地区合作的路径会趋于多元化,具备较高的霸权国战略关注度或具有较高共容性的地区合作制度的构建都可以获得成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霸权国对地区合作的战略关注度下降和大国力量对比接近时,要推动当前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更多着眼于地区合作中的互利共赢。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韩中建交二十周年及今后韩国对华政策的方向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韩中关系进行评估。自从1992年正式建交以来,韩中关系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两国关系总体来说前景是乐观的。然而,在某些方面,如果缺少系统的管理,两国关系将会遇到难关。韩中两国尽管建立了重视对方的"战略关系",却也同时表现出了看待对方的认知差距和对彼此作用期待的差距。如果搁置这些差距,就会存在形成某种构架的危险。构架一旦形成,要想解决它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机会成本。由此,缩小彼此间的认知差距和期待差距将是未来韩中关系发展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五个目标(共进、三赢、复合性思考、关于韩中关系的民间协商、加强反思对话)和三个方向(中庸的安保本体性、谨慎外交、平衡安保)。     

冷战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安全模式选择

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道，航运繁忙，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冷战结束后至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马六甲海峡安全合作上的模式选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威胁并未给两国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对其进行打击、防范的成本却过高，因此两国选择了消极合作模式加以应对。美国介入马六甲海峡事务的企图最终促成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合作。     

滨海新区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构想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以往两个“增长极”相比,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历史使命,其政策性优惠驱动,已逐渐让位于区域整体的机制优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滨海新区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创新发展思路,构建具有特色的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制度建设,真正成为新时期依托京冀、带动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改革开放的示范区。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路径选择——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它事关人民群众生活是否幸福安康和能否维护尊严,关乎改革开放成果能否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也关系到社会是否和谐、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收入分配相对公平;要完善税制,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要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控制垄断行业收入;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要解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How Vehicle Access Enables Low-Income Households to Live in Better Neighborhoods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s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s generally, but low-income households often face unique constraints because of a lack of access to automobil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vehicle access influences the type of neighborhoods in which low-income households are able to secure housing following a move to a new neighborhood. We rely on data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program to estimate locational attainment models, including a wide range of variables capturing various dimensions of neighborhood opportunit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uto access enables low-income households to secure housing in neighborhoods that exhibit a wide range of positive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including lower poverty rates, lower housing vacancy rates, higher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higher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and higher adult high school graduation rates.     

民间借贷规制的范式选择

民间借贷在当前存在外延泛化的现象,有丛要对其外延进行重新界定。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原因和经济背景,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当前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存在规范过多、体系繁杂、位阶冲突等情况。对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范式选择,不应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应在现有金融体制下,清理相关法律规范,采取突出重点的规制方法。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从民间借贷放贷主体的准入、放贷资金来源、借贷利率管制、借贷地域范围限制等四个方面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