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省级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政府规模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是政府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以2003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对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以及民族因素进行考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人口因素与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地域面积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省级行政单位这一层面上影响非常微弱,不像有的学者强调得那样大;少数民族比重与政府规模呈高度正相关,这是一个新的定量研究发现.由此提出:在建立合理、优化的政府规模时,应更多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时更应慎之又慎,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温和稳健,防止过度激进,坚持理性考察,避免煽情之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企业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的隐蔽性影响

随着现代管制理论和管制实践的不断发展,研究管制均衡的动态性变化和企业影响管制均衡的隐蔽性行为,对于提高政府管制政策的合理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隐蔽性行为处在合法性的边缘或是范围以内,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被企业所运用.从管制过程中的三个利益相关者--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现实关系、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标和相互作用入手,运用Stigle-Peltzman的管制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管制机制从初始设计到现实执行结果之间的演变轨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该模型进一步的推理分析和案例研究得出结论,企业运用政治行为对管制动态均衡进行隐蔽性影响,使其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生动态的偏离,从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机制和作用方式.主要有:利用管制政策的相对静态性,通过隐蔽信息产生管制错位;削弱消费者的影响力,改变政府边际效用替代率.进一步阐述了管制错位和政府失灵的经济学机理,对现有的管制理论和企业政治行为理论进行了拓展,这对提高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管制政策的合理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德国康采恩法与我国企业集团法之比较

企业集团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受支配企业统一管理的企业联合 ,不是民事主体。相反 ,单独的集团名称、集团章程和集团管理机构、子公司数量和企业集团资产的多少都不反映企业集团的本质特征。企业集团成员间权利义务的基础是经过登记的集团合同。集团合同中应当包括统一管理权的行使、对附属企业及其债权人、少数股东的保护等法定内容。在无合同约束的事实性企业集团中 ,支配企业不得向附属企业发出有损于附属企业利益的指令。     

Post-Hurricane Katrina Racialized Explanations as a System Threat: Implications for Whites’ and Blacks’ Racial Attitudes

This experiment drew up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group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to examine whether exposure to media coverage arguing that racism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neffective Hurricane Katrina disaster response affected White and Black Americans’ intergroup attitudes. Consistent with a system justification perspective, Whites exposed to video clips arguing that the hurricane Katrina disaster response was due to racism displayed greater racial ingroup attachment and ingroup love compared to Whites exposed to videos convey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incompetence was to blame for the disaster response. In contrast, Blacks displayed strong levels of ingroup attachment and ingroup love across both video conditions.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how insight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are valuable in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social justice-related events, such as the tragic response to hurricane Katrina.

E-Mail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Cooperation in Mixed Motive Contexts

Two empirical studies are presented that explore how and why e-mail communication (versus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cooperation in mixed motive group contexts.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lative to those engaging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those who interacted via e-mail were (1) less cooperative and (2) felt more justified in being noncooperative. Feelings of justific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cooperate or not.

西盟佤族原始法文化的原创性

西盟佤族法文化堪称原始法的典范,被国内外人类学家称为"人类原始社会的活化石",受到广泛关注。解读西盟佤族原始法文化的原创性将帮助我们反思现代法治进路的多元性和发展方向。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中研究原始法。一方面,通过对采访笔录、传说和历史叙事诗的考察,探寻原始的法意识和原始制度文化,试图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去理解西盟佤族法文化。另一方面,笔者又站在佤族文化圈以外,从"观察者"的角度,运用法人类学体系下的概念、范畴和术语,对西盟佤族社会的权威、规范和秩序进行分析、考察,进而理解原始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在行文中,除了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分析、评价外,还运用法人类学的"案例方法",借助一些典型性案例,真实展现西盟佤族法文化的原始特征和智慧因素。     

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策略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诱发因素和抑制因素彼此消长的结果。各级政府应设置预防机构,组建预防队伍,制定预防制度,构建预防机制,落实预防措施,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川凉山群体性暴力犯罪特点与对策研究

群体性暴力犯罪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突出性问题。要准确打击与防控四川凉山群体性暴力犯罪,首先应当了解该地区社会人文状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该地区群体性暴力犯罪现象的实证研究,发掘该地区群体性暴力犯罪的内在规律与特点,进而分析该地区群体性暴力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打击与防控对策。     

域外警方处置突发事件机制反思及其本土化研究

突发事件是近年来危害公共安全的一大隐患。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警方在处置突发事件时经验不足,常导致突发事件成为暴动,而西方国家抗议示威活动不少,却鲜少酿成恶性事件。西方警察处理突发事件的典型模式、处置原则和防范策略具有借鉴价值．这主要包括：积极应对,主动预防;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注重媒体的影响力;设立专门部门;科学使用警力等方面。     

自下而上的规范制定与网络安全国际规范的生成

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给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而网络安全国际规范还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各国政府致力于达成一定的规范共识,但常常受到国家间政治博弈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规范制定中,并提出了不少有别于现有规范成果的规范倡议。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期望严格约束国家的网络空间行为,并在网络安全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提出的规范倡议从多个方面弥补了现有规范的不足。在现实中,主导规范制定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利用,又持续博弈,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在规范制定进程中的权力与影响力受限。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及少部分国家有限度地向非国家行为体开放,使经过挑选的部分规范倡议进入政府间规范讨论议程,但国家间的分歧与博弈又阻止了这些规范倡议成为受到认可的国际规范。尽管如此,国家间博弈方式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为政治博弈服务,以及公私关系更为平衡的新型网络安全治理模式的构建,为互联网企业及非政府组织争取更大的规范制定权力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