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贸区的可行性与经济周期规律

自2002年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提出以来,学界和决策部门对其建立的可行性仍持怀疑态度。本研究率先采用惩罚性样条滤波（Penalized Spline Filter）对中日韩实际产出变量进行分解,计算了周期项的相关系数和滚动相关性并检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探讨建立三国自贸区的可行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中韩间同期相关度低,但日韩间具有显著的同期相关性,并自1998年趋强,三者之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角度来看,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时机尚未成熟。建议可以先尝试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逐步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进程。     

也谈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

南海断续线的法律性质对于澄清南海问题的实质及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其作为岛屿(礁)归属线的性质可以确证,而海上国界线、历史性水域线及历史性权利线等表述均存在瑕疵,为巩固我国对线内水域的权利主张,除岛屿(礁)归属线外,将其同时界定为可管辖水域线较为可取。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从“科学的代言人”到“当事人的枪手”——专家证人历史沿革与我国现实考察

英美法系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专家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而具有偏向性专家证人则是对抗制的产物。在中世纪，专家是以陪审团成员或者法官顾问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由法官进行引导和控制．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16世纪，随着知情陪审团被不知情陪审团所替代，法院开始传唤专家出庭，就某个专业问题向陪审团提供意见和结论。到了18世纪．英美法系审判中对抗的因素越来越多．双方当事人开始传唤专家作为各自的证人出庭提供意见。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专家证人并不具有偏向性。直到19世纪中期，专家证人开始为各自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在法庭上为就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现代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产生。梳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历史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已全面确立专家辅助人制度．专家辅助人应当具有中立性．并需构建一系列的程序和制度对专家辅助人的中立性进行保障。     

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实施执法监督的思考

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生效后，我国形成了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全新戒毒体系，从法理精神和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上来说不愧为一大进步，更加有利于对执法权主体的监督，但由于这种监督多半是作用于实施决定权的主体，且当前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执法监督方面的立法缺失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方法模式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运作中，对强制隔离戒毒执行主体的执法监督存在着从立法层面到实施层面的缺失，     

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以民主革命时期为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充分认识到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将文化建设作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推动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主要包括：把推进文化建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发展方针政策；重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历史经验为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当今中国建设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重要启示。     

促进西部地区女性参与决策管理

近十年来，西部地区积极完善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法规制度，营造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良好氛围，使女性参与决策管理的程度和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是仍然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突出表现为农村女性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整体水平较低、女性“权力尖端缺位”问题依然存在两个方面。因此，促进西部地区女性参与决策管理必须尊重女性价值，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治文明视野；构建女性参政的外部支持体系。     

邓小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

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梦战略思想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邓小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实施"三步走"战略,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实行"一国两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选择培养接班人。     

Chinese warfare and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CA. 2700 B.C. to 722 B.C.

Ancient East Asia is the second oldest “protobellic area” and pristine stat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in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West Asia (ancient Near East). In a previous study 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 reported the first findings on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Legendary, Xia [Hsia], Shang, and Western Zhou [Chou] periods), ca. 2700 B.C to 722 B.C In this paper we make public an expanded data set (N = 104 cases, 12 variables; version 2.0), explaining our sources, measurements, and data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The new data set will permit investigators to test hypotheses about warfare distributions, ethnic and protracted conflicts, time series, periodicity, system dynamics,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e.g., war‐polarity theories). This new long‐range data set should also promote a new stage in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properties of warfar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both cross‐polity and longitudi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