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本土化：历史、生态和哲学的途径

行政学本土化是中国行政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是行政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而且是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从行政学历史发展、行政学生态分析、行政学哲学思考等三种途径建构行政学本土化的理论平台、切入点、突破口，将有助于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     

福建歌仔戏向东南亚传播的历史回顾与探析

海外移民社会的形成,为福建歌仔戏向东南亚传播创造了条件,东南亚地区因此成为福建歌仔戏海外传播的重要区域。改革开放后,受国家政策的鼓励,厦门歌仔戏剧团、漳州芗剧团等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交流,向东南亚观众展示福建戏曲的艺术魅力。福建歌仔戏的海外出访在联络乡情、传播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差异互补: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现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从单一市场场域分配-市场与政府两个场域分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个场域分配的阶段性演进.与此相对应的,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出现了从"效率与形式平等一致"一"效率与社会平等磨合"一"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统一"的变化.三个场域的分配,是差异互补式的.但是,现实中三个分配场域的配合存在诸多难题,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合理界定"要素贡献",保证市场场域分配的公正度;严格防范"漏桶实验",提高政府场域分配的公信度;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增强社会场域分配的力度.     

关于吏治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古今中外，吏治问题备受关注。吏治，作为古代悠久的文化、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方法，在厘清吏治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古代吏治的成败、得失，观察它的走向和特点，以史为鉴，对现实思考大有裨益。     

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及历史启示

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之中通盘考虑,而不是就“三农”论“三农”,这是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在此视角下,邓小平把稳定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三个总抓手。邓小平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有:必须以人为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改革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柔性管理源于管理中的人本主义。作为对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的继承和发展,现代柔性管理在三个方面体现了理论超越。我国企业实施柔性管理的现实途径包括:生产观念的转变、管理方式的转变、管理对象的转变等方面。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问题的探索——从李大钊到毛泽东

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相互关系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自由问题的核心之一。本文在回顾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艾思奇以及毛泽东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获得的积极理论成果,也尝试着揭示其中包含的某些重要的理论思维教训。     

史官文化与中国文学民族性的确立

我国古代长期处在宗法式农业经济的社会形态里,史官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这对中国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行程起到了重要的定位作用,以致中国文学从观念到体制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一方面,史官文化以社会政教人伦为本位,崇尚立德保民,它在价值导向上规定了中国文学尤其注重政治教化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史官文化自身的学术包容性,使得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相互交织的状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杂文学体制。此外,史官文化还促成了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史观的孕育和萌生,即将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兴衰密切联系起来考察,从史的角度追溯文学源流与圣王之道的关系,以确立文学的政治教化统绪。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文学观、文学史观和文学体制,无不显现着史官文化理性精神的涵盖。     

中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业发展的几点思考——以陕西省汉中市长青华阳景区的旅游开发为例

通过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汉中市的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与反思,提出在交通便利、全国旅游产业整体大发展的背景下,汉中市应当抓住机遇,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历史名胜景点,以兼具风景、历史、蜀道资源的长青华阳景区的旅游开发带动汉中市全市整体的旅游产业发展,再以整体的旅游发展来促进特定景点继续提高质量、扩大影响。此种方式适用于各方面资源有限的中小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     

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件,它的残酷程度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人要否认这段历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要求中国撤走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相关照片等。二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是对日本战犯罪行的彻底清算。东京国际法庭的审判与二战中的反侵略战争一样,是对邪恶势力的清算。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战争更具有长久意义的清算,因为它动用的不是军队,而是法律;它通过公开的审判,将日本军事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记录在案,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后代,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