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旅游与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体化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普遍存在着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苏州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坚持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解决好旅游发展同城市建设的协调问题,打破条块分割,实现旅游与城建、古城保护与开发的有序联动;必须强化苏州特色,在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继承传统特色的同时,真正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注重营建古城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环境,就要解决好“水”、“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环境问题,搞好城市绿化工作,以生态的改善保障人与生态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古城的可持续发展和苏州旅游业的长久兴旺。     

政府与社区组织: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考察

在讨论社区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 ,已有文献大多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讨论 ,忽视组织成本的影响。实际上 ,组织之间的联系存在着明显的交易费用问题。交易费用是影响组织分工的一个重要变量。论文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探讨了社区组织与政府组织在科层组织系统内部实行分工协作的可能性和实现性 ,提出了社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出了社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基本模式     

再评《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

《甲申文化宣言》的学理基础中存在的问题很多。除了笔者在《评甲申文化宣言》中已经评论的文化中的不同因素分离论和文化多元论外,还有两个需要评论的问题是文化恒久论和文化无优劣论。《宣言》认为的文化恒久性实际上也就是文化永恒性。文化既是历史范畴又具永恒性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命题,且文化永恒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文化无优劣论是缺乏文化形态学观念的文化相对主义;其用意在于抵制工业文化价值对于农业文化的影响;其后果是阻碍中国文化的转型。     

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评析

我国正在着手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历史演变与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的变革是一同展开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在立法体例、立法技术、基本内容、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缺陷.在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必须考察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演变并对其现状进行恰当的评析.     

“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期党建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三个代表"思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石,以辩证的思维方式为核心,以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新时期党建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加入WTO后 ,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着质的变化 ,即由主动性开放向被动性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 ,国际分工环境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诸多新特征 ,经济全球化、要素分工和贸易投资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对外开放应有新思路 ,要适应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 ,努力发挥比较优势 ,不断创造出动态的竞争优势 ,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中实证规范二分法的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广泛流行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二分的做法,这种二分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当前二分法已经发展到“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阶段。但这种结合是机械的、形式上的,是以割裂为前提的。二分法的哲学实质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二元论。它一方面是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一方面是历史唯心主义。同时,二分法在实践应用中导致了两个困境和三个危险推论。不破除哲学二元论就不可能破除方法论的二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破除实证和规范的对立,在经济研究中把二者真正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恰恰为弥合二元论造成的方法论的裂痕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经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摒弃实证规范二分法,建立科学的经济学。     

朱谦之历史哲学述论

朱谦之的历史哲学,是以生物学上的生机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朱谦之对于历史学的性质、分类以及研究方法等,也有深入的探讨。     

物权债权区分理论的再证成

传统的物权债权区分理论遭遇现代性困境,物债区分相对性理论应景而生。解读方法存在问题,并不当然地表明解读对象本身也存在生存危机。物权债权仍然是两种彼此独立、明确界分的财产权利,但须理清方法逻辑,而不必弱化后作为权宜之计,或者彻底否定后推倒重来。物债区分的真正基础不在于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区别,而是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划分。物债区分是财产权的基本而非周延性分类。所谓的债权物权化和物权债权化的诸种例证皆可以在物权债权相互区分的体系中找到应有的定位。     

Explain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Danish and Swedish Public Health Sectors: Unintended Learning and Deliberate Co-Opt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quality systems in the otherwise quite similar Danish and Swedish public health sectors. After decades of numerous piecemeal medical and managerial quality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both countries, a nationwide mandatory accredita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the Danish health services in 2009. Nationwide quality indicator projects are also found in Sweden, but there has been political attempt to introduce a compulsory system.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ain this difference. It argues, first, that resistance from the medical professions blocked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ulsory, nationwide quality systems in both countries for decades. Seco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anish accreditation system was triggered by a combination of unintended policy learning produced by local reforms in two counties and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s carefully orchestrated policy process that served to co-opt critical voices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